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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犹豫一下，马上果断地说道，“我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王昆仑对付车警检查的办法是什么呢？多年之后，他做了如下的回忆：
临回北京时，他让我带点东西去，要我去找徐侃、可庭。
把一些宣传品交给他们。
我去买了一个藤条包，为了怕搜，买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帽子，给王素、王枫（王昆仑的两个妹妹）穿的，放在上面，买票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那个车站下车，可以不搜……回京后，先与徐侃联系好了，把东西带给他。
王昆仑一行四人圆满地完成了南下的使命，搭乘北上的客车，迎着北方吹来的强劲的朔风，飞速地驰向故都北京。
他们兴致极浓地谈者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风采和宏论，计划着回到北京之后如何掀起更加猛烈地“驱彭”
风暴。
但是，王昆仑想得更多的则是：怎样落实孙中山先生交给的革命使命——把：化京学生运动纳入全国的革命洪流之中。
换言之，如何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起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民主国家！
王昆仑一行回到北京以后，用他多年以后的话说：“我从此开始了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新年——1923年伊始，王昆仑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希望有些新的气象出现。
出他所料的是，他所敬重的校长一代教育宗师蔡元培先生辞职了！
他当时所得到的辞职原因有二：一，北洋政府第三十一届内阁再次请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长期欠发教授的薪水依然拒绝补发；二，直系保、洛两派的角逐导致财政部长罗文干被捕，理由是罗利用职权“秘密签订合约，罗文干得了八万賄款，却使国家损失五千多万元”
。
而罗又是北京大学的兼课教师，被捕之前未和校长打个招呼。
而真正的辞职原因是什么呢？事后，蔡元培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钓任君（即罗文干）忽以金佛郎问题被捕，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
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唷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
与汤尔和、邵砜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为有表示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
明眼人一看便知：蔡元培先生这段文字隐去了直系保、洛两派在组阁问题上的争斗。
自然，向以淸高自诩的蔡校长也就不谈难以与军阀共事之苦了！
他在这篇长文结束前，只用“重往欧洲，表示决心”
八个字表白他的心迹。
对于蔡元培校长的辞职，王昆仑的情感深处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他不仅景仰自己的恩师，而且他和这位一代教育宗师有着不错的师生之谊。
对此，王昆仑在晚年撰写了《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一文，不仅记述了他们师生间的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做了髙度的颂扬。
其中，特别写了他大姐王兰进北大读书就是蔡元培特批的往亊，读来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由于王兰进北大读书在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现把王昆仑和蔡元培写的有关文字录在下面：
王昆仑回忆道：
北京大学从前没有女生。
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到北大来找人，社会上就传说北大有了女生，有人骂“男女混杂伤风敗俗但是蔡先生是支持妇女逬入高等学府的。
那时，我姐姐（王兰）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
我就去问蔡校长。
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
我说：“她敢。”
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
这样，她就进了北大，做了第一个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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