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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担任多年矿长的老朋友，找我来发牢骚，说：“我是三五干部四个死。”
我听不明白，问：“这话怎说？”
他说：“我是50年代参加工作，50多岁年纪，50多元钱工资（当时工资尚未改革）的干部，1958年搞大跃进累得死，1960年过苦日子饿得死，1966年搞**当走资派斗得死，如今搞改革要文凭气得死。”
好多天，我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一起端着饭菜到食堂外面的草坪里一边蹲着吃饭，一边聊天。
我发现，他心里着急的并不是自己的“位子”
，而是担心那批年轻的书生挑不起领导一个矿的担子。
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一些年轻人扛大旗的单位去参观。
他终于想通了。
他对我说：“自己50多岁了。
一个人最富创造性的年龄已经过去了。
应该早一点把年轻人推上来。
他们思想年轻，知识年轻，这样，我们的矿山也就会年轻！
老弟，你说是不是？”
我连连说道：“是，是！”
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他们中间了……这些热辣辣的生活，热辣辣的人，撞击着我的心扉，很快，我写出了反映煤矿改革的长篇小说《山野情》。
以后，我又到工业新城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书记两年多，写出了长篇小说《美仙湾》；又到益阳市兼任市委副书记一些时日，写出了长篇小说《桥》……
常常听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觉得，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要得到净化，要得到升华，也必须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
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
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
所以，深入生活，不只是创作的需要，而且是做人的需要，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需要。
我在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书记时，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它使我终身受益。
那一天，我从长沙回到冷水江的住处时，看到一张纸条：“我来看你，你不在。
很想见见你。
我还在老地方。
周忠汉。”
我怔住了：他来了？他还在老地方？他呆在那座高山顶上，整整18年了啊！
我们俩一起参军，一起复员回煤矿。
先在矿中心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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