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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人伙伴在文学舞台上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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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个普通的矿工。
当我从煤矿上“爬”
出来，舞文弄墨学着写小说、搞创作的时候，我忘不了我的煤矿，忘不了我的矿工伙伴。
当文坛上一股一股浪潮涌来的时候，我心不乱，眼不花，默默地恪守自己的誓言：手中的笔面向矿工，自己的心向着矿工。
当我感到积在心中的话不吐不快时，《钟山》杂志社约我写一篇短文，于是我写了一篇《多写普通人》的短文，发表在1983年第一期的《钟山》上。
我在这篇短文中疾呼：“文学是人民的事业。
文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文学的描写对象也应该是全体人民。
近段时期，文学作品表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生活和遭遇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把在整个人类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普通工人、农民当主人公的作品，占的比重却太少。
这种比例的‘失调’，乃至‘颠倒’，不能不引起我们文学工作者的深思。”
此后不久，我调到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报到第一天，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让我回煤矿去深入生活。
党组织热情支持了我。
1984年2月报到，4月我就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涟邵矿务局兼任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列席局党委会议。
这时，正逢煤矿进行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一大批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个煤矿的矿长，也是这次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一位。
他一时想不通，找我发牢骚说：“我是‘三五干部四个死’。”
我一下被他说愣了：“什么三五干部四个死？”
他解释说：“我们这些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五、六十块钱工资；五十多岁年纪；五八年搞大跃进，累得死；六零年过苦日子，饿得死；**当走资派，斗得死；八十年代要文凭，气得死！”
他的坦率，他的真诚，使我很感动。
他的这种苦恼，是他们那一代干部在改革关头的一种“阵痛”
。
我肯定和赞扬他在过去年代的那一页火红的历史，也和他一起分析了当今肩头上的历史责任，使他终于愉快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不久，我又访问了一个先进的地方小煤矿——鲤鱼江煤矿。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这就是这个矿的党委书记兼矿长，采煤英雄卢天保。
他豪放、坦率、真诚，很有头脑。
五十年代，是全国有名的采煤英雄，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
会后不久，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向我们周总理提出：“我曾是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很想见见你们中国矿工的代表。”
于是，第二年，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一个中国矿工休假团赴苏了。
卢天保，就是这个休假团中的一员。
“**”
中，这个当年莫大的荣誉，变成他最大的罪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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