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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政府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
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
。
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
于是，上海当局为了息事宁人，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作了妥协让步，并关闭了报馆，还下令封闭了抗日救国会等。
尽管如此，日寇“醉翁之意不在酒”
，战事之发展仍按急欲挑起战争的日本狂人的预定之策进行着，他们决不会因上海当局的妥协而有半分收敛。
1月28日夜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
，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
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夜11时25分。
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数十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突袭并占领位于北四川路的淞沪铁路线上的天通庵车站，肆无忌惮的日军开始进攻闸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
事变爆发。
◎顽强抗击
当时中国方面驻守上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
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北伐时期著名的“铁军”
第四军一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各部请缨抗日，被调到南京至上海一线。
1932年1月4日起，奉命守卫上海闸北、大场一带。
其中第78师第115旅分布在沪宁铁路至龙华、南市一带，第116旅4团驻宝山，5团驻大场，在闸北的只有6团千余人。
28日晚11时20分，中方闸北守军把日军进犯的战事急告蔡军长，蔡即刻下令予以反击。
星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日军的攻击令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达的，以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妄图凭借野炮、曲射炮和装甲车队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迅速占领闸北。
日军最高指挥官盐泽少将也狂叫“四小时解决战事”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29日零点，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
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
但是，战斗并不像日军估计的那么顺利，虽然我十九路军将士武器落后，但是他们斗志旺盛，顽强抗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
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
，“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
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
29日下午2时，日军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一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
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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