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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直接导致了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墓葬的发掘计划不得不改期实行。
没有错，这个斗鸡台就是苏秉琦先生早年参与发掘的斗鸡台遗址。
而徐旭生就是苏秉琦先生的老师！
1934年，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进入北研院史学所，在徐旭生先生的带领下参与调查、发掘斗鸡台遗址，开启了长达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
此时此刻，当著苏秉琦先生的面，苏亦觉得用这个例子来回答外系学生关於“考古是不是盗墓”
这个问题，也挺应景的。
要是苏秉琦先生能够现身说法，就更好了！
同样，听完这个故事。
台下的诸多师长，也真正意识到，苏亦对於考古学史是有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谈。
可以说除老一辈学者，年轻一代的，基本上都很少有人了解到这些歷史了。
甚至他们也没想到苏亦回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的问题！
这一刻，苏秉琦望向台上的苏亦感慨万千，忍不住对旁边的宿柏说道，“苏亦的这个回答非常有代表性，到时候让他整理一下，可以发到报纸中，也算是对公眾普及考古知识了！”
隨即又感慨道，“在矫正民眾的刻板印象方面，我们確实做的不够好！”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更加深入。
比如深入谈论中西方考古学家的异同。
国內民眾之所以会把考古等同於盗墓，除了因为文化观念的掣肘，还跟考古学家的出身有关。
比如欧洲的考古学家，越是知名的学者，越喜欢写科普读物，他们经常上电视节目，向公眾做科普，电视台也喜欢邀请著名考古学家上节目。
电视台收穫收视率，考古学家收穫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金主赞助考古经费，还可以卖书增加稿费。
他们並没有国內一些考古学家那么高傲，更不会无限拔高考古学的地位，更不会站在云端鄙视著普通民眾，更不会对大眾的质疑不屑一顾。
因此，民眾把考古等同於盗墓这个问题，並不能简单归咎於民眾的无知。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国內考古工作者的失职。
前世，不少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有意识地去做科普工作，但实话实说，国內真正意义上的公眾考古学家，並没有！
这个工作，任重道远！
想了想，苏亦又补充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文化观念的认知確实是关键，同样也跟民国时期的田野发掘活动主要集中在歷史时期有关係，其中，墓葬就成为重要发掘的对象。
咱们国人始终有先祖崇拜、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等观念，因此对田野考古涉及发掘墓葬的时候，就非常牴触。”
甚至，对此，顾立雅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著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认为动土即是触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国到处都散布著各个歷史时期的墓葬，他们希望不要惊动祖宗的亡灵。”
这段话是格林·丹尼尔写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作者在第八章《世界史前史的发展》之中引用顾立雅的话。
可以说苏亦在前世翻阅过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相关论文都习惯性引用这段话。
甚至本书，也是国內考古专业学生研究世界考古学史的必读物。
这说明啥？说明很早以前，就有学者在关注这个问题，国內外的学者都在关注。
这些学者其实都知道，民眾始终存在这种偏见。
听到这里，同学们也非常好奇。
有人问，“小师兄，难不成就只有中国的民眾存在这种偏见？外国没有吗？外国人就这么开明吗？”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是，考古学存在世界性，也存在区域性。
既然存在区域性就跟本土的文化观念认知有关。
比如欧洲考古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法老的诅咒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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