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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准中产阶层”
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是干部“下海”
经商者。
在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中，许多人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并因此大踏步进入中产阶层。
他们个人或家庭因为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有机会借助于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方便、轻松地获得高收入，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中产阶层。
例如，有一位理论工作者，本来是摇笔杆子的，没有半点经商头脑，可当时他却第一批下了海，而且与许多干部停薪留职相比，他是干干脆脆的直接辞职。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
父母给他提供什么钢材紧缺的信息，然后帮助他获得相应批文，靠这些批文他就能赚钱。
事实上，他下海后的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好几十万。
在之后的事业发展中，他又利用这种家庭资源很快把事业做大。
显而易见，这种家庭背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利用这种家庭背景进入中产阶层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直接预示着每个人的发展机会不同。
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而这与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精英联盟的勾结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种“精英联盟”
现象。
最常见的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用手中权力的过程中，互相勾结成利益联盟，学会了“交换”
，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不义之财。
这样，自然而然就加快了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步伐。
这种情形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说，当某一种商品社会需求旺盛、资源短缺时，只要公共监督和规范运作不到位，尤其是在“双轨制”
运作机制下，就一定会发生权力排斥现象。
它一方面使得权力者通过不正当途径加入中产阶层，同时，又不允许非权力者通过正当途径加入中产阶层。
这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过程中，遇到的一种特定结构现象。
正因如此，学者张宛丽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并不乐观：“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不顺利，我国的中产阶层有可能被撕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向公平性的橄榄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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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收购不规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纪鹏教授举例说，我国南方某钢厂搞管理层收购（MBO）。
企业改制前的总资产是50亿元，净资产29亿元。
政策规定，收购时如果经营者一次性付款，可以打折，结果以22亿净资产为底价，一把手出600万元（其中100万自己出、500万贷款。
没有说谁贷款，也没有说谁给担保）。
通过这600万，他拿到了22亿净资产中17.9%的股份（天晓得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而MBO收购一年后，该企业的净资产就从22亿增加到了100亿，这位企业家也就成了中国首富 12。
虽然这个例子已经超出了研究中产阶层收入的范畴，可是在中产阶层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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