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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慈禧老谋深算，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彻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但是，光绪帝并不妥协，他广开言路，不论官民皆可畅言变法维新，一举打破了四品以上官员才有权上折子的旧例。
两江总督张之洞不仅支助维新派办强学会，还推举一些人协助出台改科举的章程；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王凤文奏请设立赈施，萧文吉奏请整顿丝茶，以兴实业；御史曾宗彦奏请开办农务，王锡蕃奏请办商业；李端棻（10）奏请整饬则例，袁永昶奏请筹办八旗生计，御史瑞洵也上章请办报馆……这些推举人的品级有高有低，但经办具体事务的人在职务上整体偏低，这给变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朝野上下都知道，虽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慈禧仍紧紧把持朝政，光绪帝并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
结果证明，一人对抗整个利益集团，纵使是九五之尊也难逃失败的厄运。
朝中掌实权的主要有军机处世铎、荣禄、王文韶、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要员，多属后党。
其中一位大臣曾教训康有为：“你一个小小六品侍讲，满口变法呀变法，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变则招灾！”
吏部尚书徐桐更声称“宁可国亡，不可变法”
。
而在帝党中，除了翁同龢、廖寿恒之外，其他人也都认为与这些“小人物”
商议国事不仅滑稽可笑，还有失身份。
礼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11），他上书建议皇帝与太后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
礼部尚书许应骙及侍郎等都不同意向上转呈，并说王照心怀叵测。
光绪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
，他决定将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
其中有一个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的夫人借各层关系把此事上告了慈禧。
慈禧恼羞成怒，召来光绪帝当面责备，并希望他把康有为等人免职羁押。
光绪帝一边应付老佛爷，一边设法告知康有为。
他在颐和园亲手拟密旨，派人送往紫禁城。
旨意写道：“谕内阁，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
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
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
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有为见到圣旨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便于次日一早赶乘首班火车逃出京师。
得知这一消息后，慈禧大为恼火，但她还是按兵不动，而朝中的后党顽固派已无法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
有人上书慈禧，要求将康有为、梁启超斩首以谢天下；庆亲王奕劻、内监总管李莲英跪请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宫廷内外甚至传言慈禧将废除光绪帝，另立皇帝。
八月中旬，光绪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维新派人士担心荣禄先动手，再次谋划武力夺权。
但维新派手中没有实权，既没有兵，也没有钱，更没有权，只得向光绪帝建议重用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掌握京师兵权的步兵统领、直隶总督荣禄。
他们请光绪帝下令让袁世凯发兵夺取荣禄的兵权，然后带领军队进京，包围颐和园；再派湖南籍好汉毕永年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慈禧捕杀，同时派兵前往保守派官员如刚毅、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府宅，将他们逮捕。
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
之计。
维新派的一系列举动都被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闻报火冒三丈，她派怀塔布到天津去找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并在京畿做好军事准备，以防突发事件发生。
帝党维新派与后党顽固派的斗争已到白热化程度。
八月初一、初二两天，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问他：“如果授予你统领军队之重任，能否矢志效忠于朕？”
袁世凯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被卷进了政治旋涡中，在帝、后之间摇摆不定。
他向光绪帝表决心：“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光绪帝听了非常高兴，当即颁旨，大意是：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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