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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机感，这种对人生矛盾处境[268]的恐怖就是忧郁，它是一种必然的自由，或者说“一种对处境的恐怖”
，“对于恐怖他必须采取一种接受的态度，必须向它敞开自身”
[269]，其最高表现就是“绝望”
。
这就进入了人生的“宗教阶段”
。
绝望感是一种永恒感。
人对凭自己的道德自律来拯救自己感到绝望，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有罪，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人摆脱这种原罪。
原罪就是人的“永恒的自我”
。
绝望把人带到了“孤独”
状态，人想要摆脱自己（死），但这正好说明人哪怕是自杀也仍然是他自己，“人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不能消灭自己，而令自己成为他物。”
[270]因此，在绝望中，一切外在的和内心的喧嚣都平息下来了，人作为孤独的个体，独自一人面对永恒的上帝，为上帝而活着，与上帝对话，并期待着上帝的神恩与拯救。
孤独感是一种最高阶段的自由感，它本身包含了前此一切环节（畏、烦、忧郁、绝望），但每一阶段的过渡都不是通过黑格尔式的逻辑推演，而是借助于“选择”
的自由来决定的。
这种选择不仅是任意的、非理性非逻辑的，而且也是严肃的自律，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
一切自由感都是人所不堪胜任的，正如哈姆雷特要尽力延宕自己下定决心的时机一样，人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逃避自己的自由。
“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选择、自由。”
[271]人所孤立无援地独自承担着的这一摆脱不掉的精神负担，就是一切时代真正存在过、而在今天才被揭示出来的现实的自由。
胜利者与失败者，醉狂与恐惧，唯我独尊与孤苦伶仃，这就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我们描画的现代自由人的内心形象，它们分别反映了自由感的正面与负面，是同一个孤独者根据其气质、性格而具有的不同感受。
弗洛伊德致力于对这种气质和性格进行心理学上的分析，然而他所使用的理论模式、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结构的划分（意识和潜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与其说是心理学的，不如说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
它说明，人的自我分裂无非是由潜意识所导演的一场意识的表演。
不论是压抑（如克尔凯郭尔）还是升华（如尼采），都是人对自身独立人格的构成；而当人由于某种原因（弗洛伊德归之于儿童时代的心理创伤）进入不了这种角色时，人将成为非人，即精神病。
可见，一切自由感都是一种在自己和自己（本我和自我，自我和超我）之间既拉开距离，又保持同一的体验，正如一个演员在感到自己既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又不失分寸地感到自己还是自己时，才进入到最自由的艺术境界一样。
演员的表演生涯正是对自己的“自我”
的追求，他的自我既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个仓库，而是他所不能完全意识到的一种潜力，它永远有待于人自己去发掘和发现；只有在人表演他的角色时，他才表演、展示他自己，也才发现他自己。
现代西方人的自由结构在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那里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情绪理论，在弗洛伊德那里也只是一种实证科学的假设。
只有当胡塞尔现象学提供出来一种崭新的哲学方法之后，现代自由理论才得到了系统化的哲学阐明。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使现代自由理论一方面避免了精神分析学派将一切归结为心理科学的实证倾向，另方面也修正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将自由完全变成一种主观诗意的体验或心理感受的偏颇。
胡塞尔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批判的这种作用，但他的后继者如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却明显地是在那两种偏向（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理解和体验，科学和诗）之间走钢丝。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上，他们建立起了新型的人学体系。
胡塞尔曾力图在直观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真正严密的科学的哲学。
他提出，那对人心直接显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偶然事实，它们本身处在一种严谨的结构关系和逻辑系统之中，这个系统具有不以个人性格气质为转移的先验的客观性。
这种立场首先给海德格尔提供了建立一个“基本本体论”
的可能。
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或此在本体论，具有传统本体论的思维逻辑形式，但却具有现代人本主义的内容和强烈的心理主义色彩。
或者说，它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所揭示出来的个人孤独心理的本体论化、形而上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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