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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147]
这正如鲁迅所说的，可以比之于“嚎丧”
。
这种虚夸的悲壮，无非是“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
，让人麻木习惯于被杀戮的命运，甚至“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
，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
[148]。
除了这种可笑的悲壮外，中国人的阿Q性格更常常表现于一种可悲的幽默之中。
我曾听一位老农说，日本人占领期间，一名日本兵用一条枪看住五十个中国人，从里面拉出一名中国妇女来强奸。
当时日本兵的枪已丢在了一旁，五十个中国人竟无一人敢动，静静地在一旁围观。
后来，那些大嫂大婶们闲时说笑话道，“我们就一个个排起队来，看他到底能搞几个！”
有记者采访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当他回忆自己当年被日本兵放在火上活活烘烤、皮焦肉烂的惨状时，竟出人意料地笑起来说：“他们是和我闹着玩的呢！”
这种永远逃避开自己、对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加以玩弄、品味和陶醉于其中的民族性格，显然不可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产物，也并非有人以为的，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动挨打造成的“半殖民地性格”
，相反，它正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心理背景。
鲁迅笔下的阿Q，即使没有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也照样在他的未庄当他的“天下第一”
，那自轻自贱和精神胜利的比赛对手，大抵是自己黄皮肤的同胞。
阿Q的现代子孙唐元豹，在一场自轻自贱的擂台赛上自我阉割、自打耳光、自揭脸皮，因把自己糟践得不再是人而赢得冠军，得了个满堂彩。
[149]当我们今天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中国哲学世界第一”
“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的高调时，我们也许正应当反省一下这种妄自尊大在近一百多年来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实际恶果。
如果说，西方的精神胜利法（如斯多葛派或施蒂纳）是把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任何形象和处境都当作表演自己那永远同一不变的“自我”
的各种面具的话，那么中国的阿Q精神则是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角度、观点（所谓“想得开”
），以便适应那永远变化着的外部遭遇和环境，使之不论如何变化，总显得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恩赐和奖赏。
因此在这里，成为面具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心中的自我感觉或幻象，也就是“面子”
；它的作用也不是用来表演自我，而是双重的遮蔽：既遮蔽外部世界的真相（“死要面子活受罪”
），也遮蔽内心世界的主体性（“自我感觉良好”
“瞒和骗”
）。
由此便产生出阿Q精神的两个主要特点，即对待外部世界的相对主义，和内心妄自尊大的绝对主义，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且互为因果，但我们仍可以大致分别开来进行考查。
我们先来看看相对主义方面。
阿Q式的自尊心是相对的，因为它绝找不出一个确定不移的内心标准作为立足点，而总是游移不定，随环境改变，只在相对的人伦关系中有暂时的规定。
由于中国人的自我总是归结为一种关系或名分，而没有真正独立的自我，因而说到自己，他总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
，一颗“螺丝钉”
，微不足道，“没什么可说的”
；只有说到自己的关系，如所负的责任，所占据的地位品级，所做的“贡献”
和所受到的嘉奖，才谈得上自尊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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