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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底修斯虽然诡计多端，这几句话却是真心实意的。
希腊人总是能超越个人的私利和唯我独尊的自大，而肯定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仇敌的人格价值，与此同时却又并不贬损自己的个性[141]。
希腊人这种完整的人格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便开始变质了。
正如古罗马艺术中普遍神性与人的个性开始分裂，高贵与野蛮、神圣与粗鄙正相对立一样，罗马人的性格也失去了古希腊人的完整与和谐。
他们崇尚的是用普遍原则来克服自己身上的特殊性，是忍受这种分裂之苦的巨大耐力。
希腊人的尊严在战胜敌人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此人们称那个时代为“英雄时代”
），罗马人的尊严则要在战败或沦为奴隶时才全面地展示出来。
这是一种失败者的尊严，一种内向的、唯灵论的因而适合于更广大的被压迫者的尊严，它在晚期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中得到了惊心动魄的表达。
例如奴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
我必须死。
那么我也必须呻吟着死么？我必须被锁禁，那么我也必须是悲哀着的么？我一定要被放逐，但是我可以微笑着，愉快地、宁静地而去，有什么阻拦我这样做的呢？“泄露一件秘密。”
我不泄露，因为这在我自己能力之中。
“那么我就要锁住你了。”
你说什么？锁住我？你锁得住我的腿，可是宙斯自己也强不过我的自由意志。
“我要把你丢在牢狱里，我要从你卑渺的身上砍下你的头。”
难道我曾告诉过你只是我有一个不能被砍掉的头么？[142]
爱比克泰德的这种“不屈的人格尊严”
，是建立在对每个人或他的灵魂原子的不可入性的绝对信念之上的，这一点与希腊人的尊严感是共同的；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变态：这种个人内心的绝对不可入，正是通过在外在存在方面的无限可入性来体现的，他表面上对外部所遭受到的任何苦难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实际上若没有这些苦难，因而没有自己从肉体上对这些苦难的忍受，这种尊严便根本无法体现出来。
在读到斯多葛派的这类言论时，我总是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不知道他们所标榜的这种忍耐力和刚毅精神，究竟是属于一种道德上或纯粹精神性的美质呢，还是属于肉体上或神经系统的天生素质？一个人在严刑拷打之下出卖了同伴，究竟是由于意志的不坚定呢，还是由于生理上的脆弱？斯多葛派的“不动心”
原则，本意是不让内心固有的那个几何学上的点受到触动，但他们仍然太重视外界的世俗验证。
外界的压迫每进逼一步，内心的不可动摇就再次得到确信，那胜利的快感就由此而得到加强，这就形成一种畸形的尊严：“你还能把我怎样？”
精神通过否定肉体而获得尊严，但正因为如此，精神还陷在肉体之中，未能和肉体划清界限，反而本身降低为一种肉体上的苦行主义了。
斯多葛派这种高尚的，但并不是纯精神性的人格尊严（所谓“刚毅”
），正如古希腊英雄式的人格尊严一样，最终仍然被归于个人身上的某种性格、素质或气质，而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性的普遍性。
基督教则将这种贵族式的坚毅精神通过异化的方式提到了普遍性的高度。
在基督教看来，人的精神的坚定已不再是个人的性格标志，它毋宁说象征着上帝的万能。
奥古斯丁曾批评斯多葛派的“不动心”
，指出人们要想在充满不幸的现世靠逃入个人内心来获得“幸福”
，在强暴的压迫面前靠肉体上的坚忍不拔的耐受力来保持住个人的尊严，甚至想靠自杀来逃避苦难和侮辱，这都是妄想。
奥古斯丁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不幸和罪恶，不存在什么幸福和尊严，但基督徒却可以使自己怀抱着在彼岸世界里得到幸福和尊严的希望。
这希望在现实世界是看不见的（正因此它才是一种“希望”
），所以“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候”
[143]。
于是，人的尊严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几何学上的点，而是一种进向永恒的趋向，它不断地要偏离自身、否定自身，陷入黑格尔所说的“苦恼意识”
之中，只有在这种纯精神性的苦恼、忏悔、叹息和默祷之中，才能走完人和上帝之间的无限距离，获得某种超越整个现实世界的与上帝合一的尊严。
早期基督徒们在外部行为方式上如此温驯、谦和、无能和低声下气，在内心信仰上却又如此刚毅、坚定、高贵和超然，这在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中有生动的描述。
在罗马暴君尼禄的斗兽场内，那些衣衫褴褛的基督徒们面对猛兽的血盆大口和看台上成千上万嗜血的观众的疯狂呐喊，表现得那么镇定自若，向上帝的在天之灵默默祈祷，的确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尊严。
然而，这只是普遍精神（上帝、圣灵）对物质（肉体）的尊严，而不再是个人（作为精神和肉体的统一）的独立人格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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