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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群体责任感的个体人格基础是在古希腊奠定的。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本人不问政治，而且有意远离政治，他以“私人”
身份对群众进行启发教育。
尽管如此，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却比任何人都强。
作为公民，他曾三次从军打仗，表现英勇。
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比喻为神派给雅典人民这头麻木的公牛的大牛虻，为的是刺激雅典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
但他做这一切，不是因为他“生为雅典人”
，也不是为了名垂青史、“光宗耀祖”
，更不是为了对当权者尽“忠”
，而是为了他个人内心独特的“灵异”
，这种灵异“永远是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事情”
，因而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种自觉的控制，“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做什么事情”
[125]，因而仍保持着自由意志的自发性和原发性。
这是一种介乎个人灵感（天才）和良心之间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不是对外在既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的适应，而是创造性地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表现出来，反倒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次否定，而不见容于当时的世俗舆论。
按照色诺芬的记载，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罪，一是由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
，一是他“败坏青年”
[126]，就是唆使青年人不听父母的教诲而凭自己的思考行事。
苏格拉底标志着古希腊价值观念的一次大转折，旧的氏族血缘公社遗留下来的自然而然的道德、责任、义务让位于建立在公民私人或个体自由意志、理性思考之上的群体责任感，氏族的保护神让位于理性的保护神，血缘至上让位于理性至上。
尽管这个理性随后就在柏拉图那里，后来在斯多葛派和基督教那里异化为一种对自由的压抑，对个人的限制，但已不是以人的自然本性的名义，而是以更高的精神实体的名义。
对氏族血缘伦理价值观的扬弃已深深地积淀于西方精神的基础之中，成为想抹也抹不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传统。
即使在对个人压制最酷烈的中世纪，也仍然盛行着浪漫色彩的“骑士精神”
，所谓“女士优先”
，所谓“费厄泼赖”
（fairplay），总是使西方讲道德的人在面对最实际的考虑时，还要考虑一层个人荣誉、个人人格的问题。
于是就有西方人两千年来津津乐道的“苏格拉底之死”
的道德课题。
苏格拉底之死，这个在悲剧诗人们笔下显得如此崇高悲壮的历史场景，在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那里却是这样来描述的：
当时苏格拉底年事已高，即使那时不死，以后不久，他的生命仍然是要了结的；其次，他所失掉的只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智力衰退的人生中最累赘的一段时期，而他所获得的则是：他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且胜似任何人。
他通过对于自己的案件所作的最真诚、最坦率和最正直的申诉赢得了光荣；并且最镇定、最勇敢地忍受了所判处的死刑。
人们一致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还想不起有任何比他更好地忍受了死的人。
[127]
没有一个字是从国家、民族、历史来考虑的，也没有提到对家庭和家族的责任，全是对自己个人名誉、人格形象和声望的一种斤斤计较的权衡。
苏格拉底感到满足的仅仅是：“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有任何人生活得比我更好或更幸福”
。
[128]正如一出完整的戏剧一样，一种如此美丽完善的生活自然也会要求有一个衬托出它的全部美和幸福的辉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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