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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他的灵魂，只有离开人世升往天国，人才能成全他自己。
这种忏悔意识，正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
的核心观念，它的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就是所谓“托尔斯泰精神”
[38]。
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些人物，如彼埃尔、安娜、列文、聂赫留朵夫，都是一些忏悔者，是托翁本人的写照。
特别是安娜和列文：一个是在沐浴着爱情的猛烈的幸福之潮时，仍然被罪恶感死死地拽住双脚拖向黑暗的水底；一个是在经受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启蒙之后，却为了寻求生活的最终意义，为了不甘堕落，为了真诚，而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
……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
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
《安娜·卡列尼娜》第八部
托尔斯泰直到临终也拒绝向基督教神父忏悔，这并不说明他就没有忏悔意识。
恰好相反，这表明他只向唯一的上帝忏悔，而这个上帝，就是他所理解的善或人道。
这种忏悔不容许有任何他人意志夹杂其间，而是当事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是每个当事人纯粹个人的事。
托尔斯泰毕生怀着一种深重的罪孽感，正是这种罪孽感，在他八十高龄时逼迫他出走，使他的死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如果说，忏悔是一种在理智、良心控制之下的情感状态的话，那么，羞愧则更接近于某种不由自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情绪，因此它与自我意识本身更直接、更内在的层次相关。
羞愧是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机制受阻的体验。
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发生了不一致、不平衡，主体的我不承认、不认同客体的我：“我怎么成了这样？”
这种自我不同一感由于外人的在场而加剧了，因为外人（或社会）正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自我意识无非是把自己当“外人”
看待，或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外人的在场使产生羞愧的人更真切地体验到：“别人会怎么看我？”
特别是当别人是他一贯认同、熟悉、相互了解的亲戚、朋友、熟人的时候。
一位高考落选青年靠贩卖水果为生，当他周围全是陌生的、漠不关心的面孔时，他满可以泰然自若地和别人争斤论两，好像他祖宗八辈子就干这一行当似的。
可是来了一位过去的同学，于是他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陌生的眼光与他的客体的我（我的装束、动作、声调）是融为一体的，主体的我这时还沉睡着，听凭客体的我去和陌生人打交道。
但熟人的眼光却唤醒了他的主体的我，突出了他的主客体之间的不一致，这一尖锐矛盾的解决，只能是一方的消失——钻到地下去。
原则上说，羞愧不必实际上有外人在场，而只要想象外人在场，甚至单是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外人在场，就可以自然产生出来。
对于自我意识成熟的人，独自一人也可以感到羞愧，即所谓“君子慎其独”
。
幼儿则很少有这种现象，他们还不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沉思，往往需要一个实际的外人（家长、教师）的提醒，才能把主体的我从对象的我中提升出来；他们只在生人面前才感到自发的害羞，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成熟，还没有上升到一般普遍性，只把自己看作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相信自己会被所有的别人认同。
只有在普遍自我意识形成之后，人才不再以惊奇陌生的眼光看待生人，而有可能以惊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个过程一般在青少年时代即可完成。
但中国人常常由于某种原因而将它推延到中年以后，甚至一辈子也未能对自己发生惊异感，而对外部陌生的世界永远抱一种儿童式的胆怯，表现出不知所措的尴尬。
此外，羞愧也不一定单是由于自己作为客体实际上是如何而引起，它也可以由于自己作为主体可能是怎样而产生。
我没有去偷，但我有偷的念头——这就足以使我羞愧；我甚至还可能替别人羞愧，这些别人，可以是自己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也可以仅仅是我同情的人，还可以是抽象的团体（班级、球队、阶级、国家、民族等）。
托尔斯泰写列文（即他自己）动不动就脸红、害羞，多半都是为可能的自己、为别人、为一般人类而抱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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