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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进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
教育要改革，就要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成果。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可惜这时我们正在大闹“**”
，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
引进最早的一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此书翻译于1976年，但由于思想不解放，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书中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潮——终身教育。
该书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
其实“终身教育”
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而且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惜我们对它认识不足。
该书出版以后，我国教育界反响很小，只有极少数文章讲到它。
为什么我国反应那么冷淡？现在想来并不奇怪。
这是因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经济的时代，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很难理解终身教育在现代化社会中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发展、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生产方式的转型才使得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重视起来，并被写进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在介绍国外教育经验中，比较教育工作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校外国教育研究室于1979年经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外国教育研究所，1993年又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1965年创刊的《外国教育动态》在停办10多年以后，1980年被批准正式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1993年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恢复最早的杂志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又创办了《外国教育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外国教育研究》，中央教科所创办了《外国教育》。
除了在这些杂志上翻译介绍各个国家的教育外，其他各种报刊都辟有外国教育的栏目，一时间热闹非凡。
1980年3月至6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教授来校讲学，同时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了一个比较教育教师研修班，学员是来自全国10所高等学校的10多名教师。
他们一方面跟随本科生听课，同时又请胡昌度教授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情况和趋势。
在此基础上这10多名教师，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王承绪、朱勃、檀仁梅教授的指导下，编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大学本科生使用的《比较教育》教科书，初步实现了比较教育学在我国的重建。
学习外国教育经验，首先瞄准了发达国家。
当时苏联尚未解体，因此选定的发达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
在当时教育部的推动和支持下，几所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
比较重要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35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美国教育基础》等，还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
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战后各国教育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赞科夫编、杜殿坤等译《教学与发展》（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苏霍姆林斯基著、周蕖等译《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布鲁纳著、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教育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内部发行）等。
当时在报刊上介绍最多、影响我国教育实践最大的有以下一些教育思潮：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
思想、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发现法、范例教学理论、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4）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成立。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那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教育界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269人。
这期间中国教育学会经邓小平批准正式成立，董纯才为会长，杨秀峰、成仿吾、陈鹤琴为名誉会长。
1983年召开第二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比较正式地制定了“六五”
教育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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