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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害关系就要求部分资本从在一般情况下对公众更有利的近距离的投资中撤回而转入远距离的投资，使其利润降到适当的水平，并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使其达到自然价格。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公共的利害关系必定要求有部分资本从通常对公众较有利的投资中撤回，然后投到通常对公众较少利益的投资中去。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也像在所有其他通常的情况下一样，个人的自然利害与爱好恰好与公众的利害相符，于是促使他们从近距离的投资中撤回资本转而改投到远距离的投资中去。
除非在比较远的投资中利润较高，这表明比较远的用途是必要的。
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投资上。
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偏好使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这种用途上，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下降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资金分配。
因此，用不着法律的干涉，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所有不同的投资领域。
如果有过多的资本进入某种用途，该用途中的利润就会下降，但合适的分配不久就会恢复。
商业体系的所有法规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紊乱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
而有关美洲及东印度贸易的法规比其他任何法规更有这种结果。
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
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完全相同的。
二者都以垄断为主要的手段，但垄断的种类不同。
这两种垄断都是商业体系的唯一手段。
商业体系打乱了这种分配，特别是在美洲和东印度贸易方面。
对于美洲的贸易，各国都尽其所能地企图吞下其所属殖民地的全部市场，并排斥其他各国与所属殖民地的直接通商。
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人企图以同样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称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因为是他们首先发现了这条通路。
荷兰人仍继续阻止欧洲其他国家与其所属生产香料的岛屿直接通商。
这种垄断显然妨碍了欧洲其他国家，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并使它们不得不以比它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被垄断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但自从葡萄牙政权衰败以来，欧洲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垄断权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现今都对所有欧洲国家船只开放。
不过，除了葡萄牙及近来的法国，各欧洲国家的东印度贸易都受一个专营公司的控制。
这一种垄断正好阻止了要实行垄断的国家。
以致那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民不仅因此而失去一种本来有利可图的贸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国人民都能自由经营这种贸易时略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被垄断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例如，自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从事这种贸易，而且需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
这种垄断，使他们支付了该公司在售出这些货物时所取得异常的利润，而且还支付了这样一个大公司处理事务时难免会发生弊端而引起的异常浪费。
这种异常的利润和异常的浪费，都得由本国购买者支付。
所以，第二种垄断比第一种垄断的不合理性更为明显。
现在主要港口均已开放，但每个国家设立了一家垄断公司。
这两种垄断都或多或少地破坏了社会资本的自然分配，但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破坏。
第一种垄断，总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了过多的社会资本使其流入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
第二种垄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吸引资本到享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有时又会阻止资本流入这种贸易。
在贫国，是违反自然趋势把过多的资本引入这种贸易；但在富国，是违反自然趋势阻止许多资本流入这种贸易。
例如，与东印度的贸易，如果不受一个专营公司的控制，像瑞典和丹麦那样贫穷的国家也许从来也不会派一艘船到东印度去。
这个专营公司的设立必然奖励了冒险家。
他们的垄断权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能抵制所有竞争者，而在外国市场上，他们又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者有同等的机会。
他们的垄断权告诉他们在大量的货物上可十拿九稳地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且大量的货物也得到了获得巨大利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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