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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采掘者及所有者在对自己所得利益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与其用最高价格卖出少量倒不如用最低价格卖出大量，这样反而获利较大。
这样一来，贮藏最富饶的煤矿就支配着邻近所有其他煤矿的煤的价格。
那些贮藏最富饶的煤矿的所有者及经营者发觉，只要以略低于附近煤矿的价格出售煤，就能增大其地租与利润。
这样一来，邻近煤矿，不久也不得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尽管它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总是减少，有时甚至剥夺它们的地租与利润。
于是一部分煤矿只好停止开采，另一部分煤矿因不能提供地租而只能由所有者自己来开采。
像所有其他商品的最低价格一样，在任何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能够售出的最低价格仅仅足以补偿把它们送往市场所必须投入的资金及其平均利润的价格。
那些对地主不提供地租，因而必须由地主亲自经营，或者就完全弃置的煤矿，其煤炭价格通常必然会接近最低价格。
即使在能够提供地租的煤矿，地租在煤的价格中通常所占的份额一般也小于它在土地其他大部分原生产物的价格中所占份额。
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等于总生产额的13，而且通常是一个稳定的地租，不受收获上意外变化的影响。
然而就煤矿来说，则以总生产额的15为非常大的地租，而以总生产额的110为普通地租，而且也是极不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中各种意外变化。
这些意外变化非常大，以致在一个30年的地租被视作购买一个地面上的地产的中等价格的国家里，10年的地租就可视作购买一个煤矿的好价钱了。
对所有者来说，煤矿的价值取决于其矿藏的富饶程度，同样也取决于其地理位置。
然而金属矿山的价值，则多取决于其矿藏的富饶程度，地理位置的好坏则是次要的了。
由矿石分离出来的普通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通常它们都能够支付长时间陆运和长距离水运的费用。
它们的市场不局限于矿山邻近国家，而是扩展到整个世界。
例如，日本的铜是欧洲贸易商品；西班牙的铁在智利和秘鲁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市场，而且通过欧洲，甚至在中国也找到了市场。
这样看来，各个矿山的每种金属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要受世界上开采中的最富有的矿山所产金属的价格支配，所以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价格，除偿还其开采费用外没有多大剩余，因而很少能为地主提供一个很高的地租。
在大多数矿山所产的粗金属的价格中，地租似乎只占小部分，而在贵金属价格中，地租所占部分更小。
劳动与利润则构成了这两种金属价格的大部分。
因而地租在金属价格中的份额很小。
以产量丰富著称于世界的康沃尔锡矿的平均地租，据该锡矿区副监督波勒斯先生说，高达总产量的16。
同时他也说道，有些矿山的地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有些可能不及这个比率。
苏格兰许多产量很丰富的铝矿的地租，也是占总产量的16。
佛勒齐及乌罗阿曾告诉我们，秘鲁银矿所有者往往要求开采的人在他设立的磨坊中碾磨矿石并支付一些使用费或碾磨费。
直到1736年，西班牙国王才对这些银矿征税，税额是标准银产额的15。
到那时为止，这可视为大部分秘鲁银矿的真实地租，而秘鲁银矿是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的银矿。
如果没有征税，这15自然属于地主，而当时由于负担不起这种捐税而没有开采的许多矿山，肯定也会被开采。
康沃尔公爵所征的锡税，据说是大于5%，即其价值的120以上。
不论其比率怎样，要是不征税，这一部分自然也就属于矿主了。
假定以120，与上述16相加，就会发现康沃尔锡矿的全部平均地租对秘鲁银矿的全部平均地租的比例是13比12。
然而，秘鲁银矿现今连这低微的地租也不能支付，而银税也在1736年由15减到110。
即使对银征收的税只有这么一点儿，也比对锡征收的120更能诱使人们去走私，而走私这个贵金属必然要比走私笨重的货物要容易得多。
所以，有人说，西班牙国王得不到什么税收，而康沃尔公爵却得到很可观的税收。
因此，很可能地租在世界最丰富锡矿生产锡的价格中所占的份额，比地租在世界最丰富银矿生产银的价格中所占的份额大。
在偿还开采那些矿产物所使用的资本及其市场的平均利润后，留归矿山所有者的剩余部分在粗金属中似乎比在贵金属中要大些。
不过由于秘鲁国王的税收大部分来自银矿，所以秘鲁法律对发现和开采新矿给予尽可能的鼓励。
任何人发现一个新矿，他就有权根据他推测的矿脉的走向丈量出一块长246尺、宽123尺的矿区作为己有。
他成为矿山那一部分的所有者，无需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就可以自由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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