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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刘勰也不同意王弼“得意忘言”
的命题。
他在文章的写作上，非常重视“言辞”
。
《文心雕龙》中不少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如《丽辞》甚至以“辞”
标目。
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剧变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谈之中。
作为有识之士的刘勰，从中掇取新观念、新观点，批判地吸收，在飘逸潇洒、玄风竞煽的土壤上，呕心沥血建立了《文心雕龙》这一宏丽无比的文学理论殿堂。
对于清谈，他为什么不像对待前代文论典籍那样，在《序志》篇中承认其影响呢？我认为，这反映了刘勰头脑中儒学独尊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时代心理。
诚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殷周之际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转折时期，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第二次大转折时期，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转折时期。
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特殊的贡献，一是我国真正进入了“哲学时代”
。
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学派蜂起，但是诸子百家莫不围绕道德、伦理、社会旋转，所有的学说都是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需要。
因此，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属于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家、法律家以及应用哲学家，而对于自然、宇宙、人生诸问题，他们则视为异端，极少讨论。
而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却对宇宙的本体、人生的真谛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何晏、王弼等学者对老子学说中最根本的内容做了纯理论的研究，把以概念的方式进行论辩的思维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最高的阶段。
这种讨论在清谈中大量地出现。
二是学者们在论战中（特别是在清谈中）采取了平等的态度。
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的风度，其光辉是炳耀整个中国学术史的。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互相攻伐，“禽兽”
“枭乱”
，帽子、棍子乱飞，就是“温柔敦厚”
如孔子，对“非吾徒”
也叫嚷要弟子们“鸣鼓而攻之”
。
魏晋学者则不然。
清谈中，有人弄通了一个道理，“四座莫不厌心”
；有人提出了一个难题，“众人莫不抃舞”
，席终人散，传美千里。
（《世说·文学》）这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许的“同乎旧谈”
和“异乎前论”
的态度。
以上两点，既是魏晋学术的主流，对于儒学独尊的地位，当然又是一场灾厄。
所以当时一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名教。
“深患时俗**，不尊儒术”
，指斥“清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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