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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没有一个妓女存在！”
这些浮在上海表面上的社会势力，是不安定的社会基础。
但真正对人民政权构成威胁的，则是那些隐蔽得很深的敌对势力。
对此，史家曾评说：“上海本来就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各种特务机构林立，除了核心的组织外，还有许多外围组织。
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应变’措施，大批地被潜伏隐藏了一来。
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和还乡团的头目，等等，也都云集于此。
各种反革命分子加在一起，数量是很可观的。
另外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埋伏下来的间谍分子以及各种黑社会势力和各种坏分子……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从台湾和另一些尚未解放的地区，派遣特务分子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来，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包括暗杀等一系列的颠复活动。”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陈毅市长及时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
的庄严任务。
而这项庄严的任务又落在了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的肩上。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和有趣。
上海解放以前，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是维持蒋氏独裁统治的工具，他们就像是一条条唉觉灵敏的狗，无孔不入地在搜寻潘汉年及其领导下的我情报人员；而今上海获得了新生，我情报人员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义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消灭业已转入地下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残留分子。
历史的结论是：解放前，敌人在明处，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网系在暗处，潘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搅得敌人惊心动魄，而且还配合武装斗争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而今双方的位置转化了，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能否取得胜利呢？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胜利是来得十分不易的。
潘汉年作为一名情报战线上的高手，自然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为此，他积极利用起义和投诚、以及自首立功的敌特人员，让他们协助公安部门和保卫部门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他亲自批准在上海公安局内部建立一个“情报委员会”
。
“选用了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一些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
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为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例如：原汪伪政权时代的“特工总部”
的头子胡均鹤和刘毅，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协助上海公安部门参加肃反工作。
他们为了表示立功赎罪，主动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
―即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供我肃反时参考使用。
这对上海肃反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不小的作用。
再如，在匕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原敌特人员厉培明，为了表明自己决心归顺人民，向我有关部门提供的敌特潜伏组织和电台的线索达二十六处之多，为上海的肃反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潘汉年为了取得对敌隐蔽斗争的胜利，他还安排了一位原先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的同志，“继续与台湾方面保持电台通讯联系，借以了解其对潜伏和派遣特务的部署。
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
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这位同志提供的线索，破坏过三起．重要的敌特案件。
遗憾的是，这却成了潘汉年“供给敌人情报”
的一大罪状，搞得他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成功地运用了“逆用电台”
。
所谓“逆用电台”
，是把破获的国民党电台，利用特务用的波段、信号，把我们有意制造的假情报送给敌人，借以坐收情报战中的奇效。
应当说及的是，这些“逆用电台”
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是我们早就打进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有的则是被我破获之后迅速争取过来的反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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