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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是‘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
据说，潘、董二人这种“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
，确立在皖南事变的前夕，潘汉年由上海返回香港的再次分别的时候。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发生了，潘汉年基于革命家的义愤，协助廖承志等人向国内外揭露蒋介石所欠下的这笔血债。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交通，把散失在各地的新四军干部安全转移到江北新四军军部。
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
。
而撤往香港、仰光的文化人的安置又落到了潘汉年的肩上。
他立即电催老朋友唐瑜来港，设法筹集安置经费，成立“旅港剧人协会”
，排演名剧《马门教授》。
他的工作不仅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表扬，而且也得到了文化界老朋友们的肯定和感激。
这时，日本侵略者集结重兵南指，日美在太平洋爆发战争只是时间而已。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发动新的太平洋之战，遂改变了“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的武装进攻的策略，在上海的“梅机关”
、“松机关”
等日本特务组织的导演下，积极策划蒋汪合作、宁渝合流的丑剧。
这就要求潘汉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上海。
就在他准备偕许玉文离港回沪的前夕，他见到了死里逃生的战友李一氓同志。
诚如前文所述，李一氓同志是我党为数不多的投笔从戎的革命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
。
在今后的这十五年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之间有分也有合。
他们自诩为的“真正的同志友谊”
也与日俱增。
就在潘汉年领导情报战线工作的时候，李一氓同志始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
“皖南事变”
后，李一氓同志“在战斗失败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
。
他不期而遇潘汉年和廖承志，真是不胜啼嘘！
李向潘、廖“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
李一氓同志还回忆说：“在香港，我急于想离开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
汉年同志认为不妥，我只身去上海要冒风险，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
……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已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
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
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海后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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