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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问题,蒋先生是早有打算和准备的。
但不能空谈抗日,而要做好准备。
没有唯备好,只是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所利用;
二,贵党文件中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像是两个国家谈判的口气,这使街们感到不快。
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但没有军队。
而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政府,形成了“封建割据”
状态。
这个间题不好办,但应当解决;
三,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
,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
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决。
干部可以适当安插。
毛泽东、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潘汉年听了陈立夫的三条意见,不由怒火中烧。
但他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是负责联络,遂又把拌起的怒火压在心底,客气地答说负责向党中央转达,即结束了这次会晤。
他当夜赶回上海,把和陈立夫会见的详细情况,如实地电告陕北党中央。
潘汉年回到上海以后,10月18日的晚上,他想和冯雪峰一道去拜访病中的鲁迅先生。
令他吃惊的是,冯雪峰告诉他:鲁迅先生病情很重,待有所好转后再去看吧。
事后,冯雪峰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10月18日,普迅的病转为居,1.狡几。
那天晚土,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童……19日早晨5点多时,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请况很坏了。
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己经断气30多分钟了。
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同志,他报告了中央。
鲁迅先生碎然谢世的消息不营为晴天霹雷,险些把潘汉年击倒在地。
就在这瞬间,他想起了自己的无知―以二十一岁的年龄和文学泰斗鲁迅先生笔战,但当他想到自己受命请鲁迅先生出面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他既往不咎,欣然应允。
从此,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
的同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力作和培养了一代勇于肩负民族重任的文化新人;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鲁迅先生从封建堡垒中杀出,用他手中的笔和封建军阀、卖国政客、蒋介石的独裁……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新中国的再生拼命地呐喊着……时下,正当需要鲁迅先生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奔波,为迎接新的救亡抗日的伟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他却突然地离去了!
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因此;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潘汉年的悲痛也是超乎常人的!
潘汉年真想赶到鲁迅先生的灵前,扑到这位长者的遗体上大声地嚎陶。
但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躬身前往凭吊,也不能公然为先生的治丧、出殡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他和冯雪峰同志忍住这极大的悲坳,经研究决定:鲁迅先生的丧事交由救国会出面来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仪,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对此,当事人胡愈之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香迅先生的葬仅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体现了香迅先生不分派别,一致对外,联合杭日的精神,向消极杭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气焰嚣张的日本使略者显示了团结杭日、一致救亡的威力。
蒋介石对于鲁迅先生的仙逝是不以为然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尚未泯灭民族之心的各界人士的抗日要求,他也是无动于衷的。
他认为会师陕甘宁一带的三大主力红军,已经减至不足三万人枪,这正是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极好机会,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10月22日偕宋美龄自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旋即,他又于10月29日偕宋美龄转到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逢的部队进攻红军。
他认为一切部署停当,就等各方传来消灭红军的捷报的时候,又在洛阳避寿为名,实际上大办其“国人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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