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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二十一岁的潘汉年突然觉醒了，尤其当他再想到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一代诗作《女神》，当他再暗自诵叹再生风凰那震颤心弦的诗句的时候，他竟然发出了这样的自1句：
“中国的再生为什么这样难？被国人三呼万岁的蒋介石又为什么变成旧中国的卫道士？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新的革命对象又是谁？……”
潘汉年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如血的残阳沉思着，听着澎湃不息的浪涛声沉思着……他终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欲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首先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欲打倒被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必须依靠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
因此，潘汉年西去武汉，是以打倒蒋介石为中心革命日标，同时又为在上海惨遭屠杀的共产党人复仇的双重已任的。
潘汉年到达武汉之后，径直赶到设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
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
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诗人汪静之，做这类工作对潘、汪而言可谓是驾轻就熟。
工作之余，他们再一块骂骂军阀蒋介石，也是十分开心的。
潘汉年在此工作期间，结识了总政治部秘书长挥代英、总政组织部长章伯钧、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高语罕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加之总政副秘书长李一氓等人不久赶到了武汉，使播汉年的政治视野大为开阔。
不久，他又和＿L述名人编为一个党小组，并被指定为党小组长，从而又使他的组织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并受到了挥代英等同志的表扬和器重。
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天三变，高喊“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开”
的汪精卫则更是变幻莫测。
他忽而高喊东征讨蒋，忽而又跑到郑州向冯玉祥献媚；他忽而高喊坚决贯彻孙中山一先生亲自制汀的三大政策，忽而又屈服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庭……更令潘汉年困惑不解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鲁易和共产党的总记陈独秀，为了所谓维持国共合作的局而，在汪精卫等人而前一让再让，甚至委曲求全，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完全系在了汪精卫及其所谓国民党左派的身上。
为此，他经常和一些同志私发牢骚：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为什么老是给人家做嫁衣呢！
潘汉年在如此动**不定的时代风雨中跋涉着，寻觅着，待到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七·一五”
分共的时候，他终于又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丢掉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义无反顾地朝着前方大步走去，继续寻找已经死亡的旧中国的再生之路。
也就是在这时，从组织上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潘汉年，转变为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战士。
虽然潘汉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方向，但某些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尤其是人情世故这套落后的习俗，依然残留在他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他的言语和行为。
不久，挥代英同志又委任他担任总政治部属下的革命法庭庭长。
他上任以后，遂又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很快，武汉三镇的街头、当地报纸都发布了．署名潘汉年的布告。
忽然一天，一位陌生人找上门来，告之是柯仲平的妻子丁月秋的的亲戚，他的一位亲属被控告是不法分子，希望潘汉年这位革命法庭的庭长，看在柯仲平的面上能高抬贵手，给条生路。
潘汉年和柯仲平同为“创造社的小伙计”
，而且又私交很深，他碍于情面，竟然没有拒绝这位陌生人的求情。
幸好这一案件很快移交其他法庭审判，使潘汉年没有出现询私枉法的问题。
但是，他这种讲情面，记人好处，轻信别人的许诺等弱点却长留在他的思想中，使他在后来处理某些工作从感情出发，授人一柄，也成了所谓“潘案”
的一大罪证。
此乃后话，留在下文再述。
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
分共开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也终于分裂了。
时任总政治部：L任的邓演达愤而卸职出走，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很快成为共产党人叛徒的陈公博自南昌回到武汉，奉汪精卫之命接管了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接着，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奉中央军委决定从政治部撤出，由郭沫若率领一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东下九江，到尚未撕下左派面纱的张发奎的部队去开展工作。
潘汉年再次听着武汉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看着滚滚东去的江面上漂浮的革命志士的一具具尸体，义乘船来到了九江。
当即，郭沫若被任命为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就任政治部秘书长，潘汉年出任宣传科长。
他们虽然有了安身之地，但在蒋、汪再次携手，宁汉合流，双方都在争抢排俄、清共的旗帜的叫嚣声中，他们都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国民革命向何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又该怎么办呢？”
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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