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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250—1600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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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马莱特
通常认为，政治上的分裂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导致亚平宁半岛在近代早期重要性下降的根本原因。
但是传统上，在介绍这几个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分裂”
，而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此种看法我们是持保留意见的。
第一，传统上施行君主制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它们的历史学家近年来都更多地强调，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不够团结，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影响徘徊不去，缺乏沟通，并且中央政府软弱无力。
第二，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历史是一个不断同化与结盟的过程，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近年来，历史学家对城邦向领土国家或地区国家转变的过程十分感兴趣，尽管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这一过程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意大利政治版图的看法。
第三，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在社会层面的团结程度可能要高于政治层面的团结程度。
此时的意大利人已经形成了群体意识，各社会群体跨越政治分歧，日益融合，到了1500年这已经成为亚平宁半岛长期固有的特征。
当然，意大利根本性的分裂在于南北方的分裂。
同样地，意大利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的活力和权威性主要源自地方政治自治的力量。
城邦、国家和宫廷之间在文化领域的竞争，是激发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意大利人普遍在面对蛮族人时拥有极大的优越感。
本章将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教皇和教会在意大利的作用。
人们往往将教皇的统治及其对半岛政治事务的干涉视为意大利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之一。
从1250—160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教皇从最初政治和精神领域中的绝对领袖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重要存在，与其在意大利境内的一些敌对国家相比，教皇也仅能占据十分微弱的道德优势，最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期间又回归本职，更加专注于精神世界，与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13世纪的教皇和公社
13世纪，两场声势浩大而又独特的运动决定了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城邦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宗教议题再次充满精神狂热和赤诚。
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兴的托钵修会的活动有关。
事实上在这两场运动中，前者的重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的，而后者则是由教会主导的。
尽管当时的人们普通向往精神世界，但这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
这就是但丁时代的矛盾：理想主义者心怀天下，结党营私者却思想狭隘；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愤世嫉俗者却谴责一切；世俗的智慧彰显出巨大的力量，宗教评论家和教会的支持者们却不乐意承认这一点。
与此同时，这两项变革又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城邦为教皇在归尔甫派联盟中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主要在这些城邦中开展活动，他们帮助城市消除贫困、缓解拥挤的状况及清理异教邪说。
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这是教皇与帝国对抗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
最初，英诺森三世之所以支持腓特烈，是因为腓特烈非常年轻，更可能需要依附教会。
最终的事实证明，腓特烈成了实力最强大的帝王，有效地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和德国全境。
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对抗往往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
而腓特烈的不断征战，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政治上对意大利进行有效的管理。
腓特烈死后，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继承了极度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西西里王国，但他既没有帝王的头衔，又缺乏德国的资源，面对贵族的叛乱和教皇的施压，他逐渐败下阵来。
后来，安茹家族在教皇的邀请下出兵干涉西西里政局，这是导致霍亨斯陶芬政权在意大利南部瓦解的关键。
安茹的查理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贝内文托战役（1266年）中击败并杀死了曼弗雷德，并取得了塔利亚科佐之战（1268年）的胜利，抓获并处决了曼弗雷德的儿子康拉丁，最终将霍亨斯陶芬势力驱逐出了意大利。
在这样动**不安的年代里，刚刚统一的西西里王国在安茹家族的统治之下艰难求生。
查理承认教皇在西西里王国享有封建领主的权利，因而每年都需向教皇缴纳40000弗洛林的年金，并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市场事实上完全掌握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手中，他们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都导致南部经济开始进入漫长的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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