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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艰苦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代结束后，直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为止。
教皇国一直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其各种奇怪的特征大多在12—13世纪时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它的权力完全基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即认为自己是教会最重要的教区。
这一主张在拜占庭世界无人理睬，但12世纪时，越来越多的西方神职人员受其感召而来到罗马，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教会首都，不断蓬勃发展。
在其鼎盛时期，教皇和罗马成为教会真正的精神领袖。
例如，1215年英诺森三世召开拉特兰大公会议，意在改革，400余名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成功使教皇和罗马陷入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处理来自整个西方世界各个教会数以百计的法律上诉案件。
要想成为教皇，接受法律培训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而罗马也逐渐被那些请愿者（尤其是败诉方）视为不过是又一个唯利是图的法庭，在那里金钱比真理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你手里什么都不拿……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然而，尽管教皇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好坏），但他们也是意大利中部的“太子党”
。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无法建立稳定的王朝继承，这使得他们对权力的掌控变得极为复杂。
为争夺对教皇的控制权，罗马城中敌对的家族和派系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意味着巨大的获益或损失。
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攻读过教会法，批准成立方济各会，推动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但同时他出生于塞格尼伯爵家族，本名劳撒，而且在担任教皇期间，他毫不犹豫地提拔了他的兄弟。
教皇这一位置总是包含悖论的（教皇既无比强大，又无比软弱），即“彼得的继任者”
不过是一介凡人，无论他是一个中世纪的意大利贵族，还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现代人，在履行教皇职责时，他都必将受到时代的政治限制，且自然也必定有其自身的考量。
对较大的城邦而言，其权力范围甚至超出了邻近的郊县。
例如，1203—1204年，威尼斯成功地改变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方向，使其首先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敌对城市扎达尔（札拉），然后才是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曾经不过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偏远公国，但此刻它作为11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稳步崛起的一个例证，已经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到12世纪中叶，内陆城市米兰的势力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一些邻近城镇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比巴巴罗萨本身更大的威胁；一位德国编年史作家不无惊讶地注意到，克雷莫内西和帕瓦斯对米兰人充满仇恨。
在后来的意大利历史中，当地人强烈的感情和身份认同已经让外人对这种负面情绪感到恐惧和厌恶。
早在12世纪时，种种迹象就已经表明，意大利会陷入分裂，为了与敌人抗争，城邦之间会结盟，不仅如此，这种敌对和派系斗争也蔓延到各个城市内部。
1160年，一位来自图德拉的犹太旅行者本杰明详细记录了热那亚城内周期性爆发的塔战。
与巴巴罗萨和腓特烈一世时期的情况一样，唯有来自外部的持续威胁才能让北方各城邦进入短暂的统一时期。
1167年，一些北方城邦联合创建了伦巴第联盟，其中甚至有从前的仇敌。
1176年，联盟在莱尼亚诺大败巴巴罗萨。
虽然20世纪时他们的敌人变成了罗马的征税官，但完全不出乎意料的是，今天伦巴第联盟（北方联盟）的象征还是一个12世纪的骑士，骄傲地举着剑来捍卫北方的荣誉和独立。
尽管德国和里格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但是巴巴罗萨之所以会被击溃，腓特烈二世也在此受挫，其原因在于北方各地达成了暂时团结（一旦帝国的威胁消失，这种团结会立刻宣告解体），以及拥有大量寻求独立的富裕城邦，它们能够将财力转化为新的防御工事和武装力量。
意大利北部成了九头蛇海德拉一样的地方：每当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颅被砍掉时，在原来的位置会长出更多的头颅。
然而在南方，尽管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历程十分艰辛，但并非不能实现，就像1194年（以及后来的1266年）发生的那样，北方当时处于极度分裂之中，南方一地的成功招致北方地区更猛烈的抵抗。
后记：“中世纪”
“中世纪”
的概念是由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发明的，目的是跨越横亘在罗马的辉煌及其自身的“文艺复兴”
之间大约10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有事情发生，大部分也都很糟糕。
在本书中，除了对古罗马的简短描述外，我们更多地秉持了人文主义传统：用1章简单概述400—1250年这850年间的政治局势，然后用2章涵盖了更短时间内的文化和政治情况。
随着佛罗伦萨的崛起，以及如乔托和但丁这样的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人物的出现，各种重大事件及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的序幕似乎才真正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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