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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赵复不愿做官，不久就在真定隐居了，所以他并没有直接促使理学成为官学。
忽必烈经理汉地时，重用儒士，让姚枢担任劝农使、许衡做京兆提学。
许衡所在州县都建起了学校。
1262年，忽必烈设诸路提举学校官。
许衡在1265年接受忽必烈召见时，提出了采用汉法的五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自各城市州县都要设立学校，让皇子以下的普通百姓子弟都能上学，以懂得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
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逐步实施。
后来又在京师设立了蒙古国子学，许衡作为国子祭酒主持国子学事务，在元朝的蒙古人、汉人官吏和贵族的子弟中招收学生入学读书。
国子学的学制体系都是许衡按照朱熹的教育思想确立的。
1287年，元朝正式建立国子监，由许衡的学生耶律有尚任祭酒，一切也都遵从许衡的体系进行教学。
1291年，元朝又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了小学，自此从京师到郡县，元朝统治的各地都设立了学校。
在元代，地方有自由建学的权力，因此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宋朝，北及大漠，南到云南，都有地方办学。
书院的山长由政府任命，掌钱谷的直学则由郡守及宪府（廉访司）考试选补。
自京学到州县学以及书院的学生，经守令的荐举和台宪官的考核，合格者可出任教官或做吏员。
虽然通过这一途径不能让读书人做到省台的要员，但在科举停办的时代，仍然给读书人指出了一条出路。
而程朱理学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得到传播发展的。
程朱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为元仁宗在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元代科举乡试的程序为，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科，试二场。
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
至正时改为经问三条，增本经义一道。
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经义须从五经中明选一经为本经出题考试。
汉人、南人为一科，试三场。
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于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从五经中出题，各治一经。
元朝的科举考试已经和明朝的科举制度十分相近了。
当时的考生在答题时，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注，《尚书》以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为主，《周易》以程颐的《伊川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程颐、胡安国的《春秋传》《礼记》用古注疏。
这样一来，读书人认识到，如果不读四书五经，不学程朱理学，就没有出头的一天，所以四书五经就成了世人奉为经典的书，理学思想也在这一时刻被确立。
这以后，文庙从祀诸贤的座次在元代也已依照理学的道统观加以排定。
1313年6月，仁宗以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许衡从祀孔庙。
1316年7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
这样，全国的文庙制度被统一起来，道学的正统地位及其所宣扬的道统说在这时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对元后的明清影响巨大。
尽管理学到明末清初时已经没落，可由于它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加上有科举制的支撑，存在了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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