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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教科书对民主主义国家的法治主义和人权意识有所不适而已。
换句话说，他们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对此，崔凤哲教授反驳道，苏格拉底认为恶法也是法，但同时他又认为当恶法给他人造成伤害时，可以不遵守恶法。
然而到头来恶法竟给他自己带来伤害，苏格拉底在无奈之下只能接受罢了。
金尚敦教授主张，“苏格拉底逸事”
展现了对恶法的抵抗与守法的高尚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作为守法精神的典型案例理应在教科书里活用。
这些都是专业性极强的观点，而且不是通过争论得出的观点，因此一般人很难理解。
这里我想通过对苏格拉底案审判过程的反复研究，谈一谈我的个人所见。
事实上因没有对审判过程的正规记录，我只能在审判结束后柏拉图为自己的老师所撰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其他对话录中寻找一些依据。
雅典民主主义的成长与斯巴达战争的失败
忒修斯在希腊东南方地区建立的城邦（Polis）——雅典——最初以君主政体的形式出现，后来随着贵族掌握实权便逐步改换成贵族政权。
通过海上贸易致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们对贵族政权极为不满，于是推举梭伦为首席执政官，要求实施公民大会主导下调整贵族和平民权利的政策。
梭伦虽然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但因双方都不满意，只好退出了首席执政官位置。
后来僭主庇西特拉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实施了救济贫民、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
他死后，雅典经历了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混乱局面。
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实施了陪审员制度、五百人议事会制度、给公选公职人员发放津贴制度、驱逐有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物的陶片放逐制等有利于扩大平民权限的制度，从而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激进的直接民主。
在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政治（demokratia）制度下，18岁以上的男性自由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参与并决定对共同体产生重要影响的事项。
他们把参与陪审员审判当作最高权限。
在古雅典没有专门负责控告的机关，凡是市民都可以成为控告人。
负责审判的陪审员都是通过公选产生的，他们在认真听取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陈述之后作出判断。
公元前490年，发生了东方大帝国波斯入侵希腊城邦国家的波斯战争。
通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雅典与其他城邦国家联手将战争引向了胜利，其中重武装步兵和由帆船舵手组成的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此雅典急速发展成最大、最强的城邦国家，市民的权限也进一步扩大了。
公元前479年，波斯大军被希腊联军打败，从那个时候起，大约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雅典将殖民地扩展到小亚细亚，以民主政体帝国的姿态享有了最高的荣誉和权力。
除了竞争对手斯巴达以外，雅典与众多城邦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提洛同盟，以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繁荣的贸易积蓄财富。
作为同盟的盟主，雅典还介入兄弟城邦的政治，颠覆那里的寡头政治，帮助他们实施民主政治。
此间他们还在雅典卫城构筑了众多建筑物。
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非常活跃，苏格拉底也作为街头游说的哲学家活跃在雅典集市上。
公元前443年，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领导者伯里克利正式登场，从此雅典确立了民主制度，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迎来了鼎盛期，在公民大会权限得到强化的同时国力也有了巨大的提升。
然而雅典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斯巴达与南希腊城邦国家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从公元前431年起，实施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实施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之间爆发了长达27年之久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
战争中，伯里克利不幸牺牲，接替他的领导者不过是个没有责任感的鼓动家，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国民参加战争。
到了公元前404年，战争以雅典的投降而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后，雅典因长时间的战乱和传染病人口锐减，因战争费用和战后赔款等问题财政几近崩溃，再加上围绕战争追责和国家运行问题政权内部意见不统一，雅典社会陷入极其混乱的局面。
公元前404年，在斯巴达的唆使下，雅典的富裕阶层和贵族阶层发动政变，成立了“三十人寡头政权”
。
他们极力抨击雅典的民主主义，赞扬斯巴达，掌权那天起就实施了掠夺市民和外国人的财产、处死包括民主派领导人在内的1500人、将参政权只给3000名富裕市民等恐怖主义政治。
对此，已经经历过民主主义的市民们奋起抵抗独裁和恐怖政治，民主派市民们还组成军队欲与寡头派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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