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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鸦片“拯救”
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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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
当他听说明朝国库搜来搜去，竟然穷得只剩下“2300两白银和800枚铜钱”
的时候，简直要晕过去，偌大一个大明王朝，竟然这么穷？“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
同样为了钱，为了400多万两白银，1853年，22岁的大清咸丰皇帝也几乎是欲哭无泪，这一年，太平天国的“妖匪”
们已经作乱了第三个年头，由于南方财赋大部被断，大清收入锐减达50%以上，但军费等开支却剧烈猛增，其中1852年国家财政收支亏空190多万两白银，1853年更是亏空达400多万两白银，大清朝的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没有钱，这仗还怎么打，国家还怎么治？
读清朝史，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晚清时期，接连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战争赔款和军费开支，竟然没将大清国给搞死，与因为穷没法发军费、没钱派人守卫北京城的崇祯皇帝相比，大清国的皇帝们究竟有什么法术，从哪里搞钱呢？
大清国缺钱，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为1960万两，另加军费开支400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两，另加军费4000多万两。
这两次战争，直接就将大清国的腰包掏得精光——因为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康熙朝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号称盛世巅峰的乾隆朝，清朝年财收也不过4000多万两白银。
大清国，究竟是怎么搞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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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清朝的皇帝们，其实很感激英国人。
在后世人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仇，清朝的皇帝和臣子们，肯定是对英国人恨得牙痒痒，但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突然有了灵感。
在太平天国之乱前，清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等地丁杂税、盐课、关税等三大项，其中地丁杂税、盐课占比达86%，关税占比不足14%，这种税收结构，表明清廷当时仍是一个以传统税收为主的传统财政国家。
但1851年太平军之乱开始后，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军费，清廷开始鼓励地方的总督和巡抚们，对商品征收价值1%的厘金，由于商品基数庞大，这项收入日益可观，成为各个省重要的地方收入来源。
以1892—1893年度为例，清廷在该农历年度共征收1428万两白银厘金，占当年大清财政收入的19.07%。
英国人赫德的到来，则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长：1849年，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当年财收的26.99%。
关税收入大幅增长，是清廷在经济上，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重要证据之一。
但里面的门道，真的这么简单吗？
实际上，到了晚清后期，占据清廷财收近半壁江山的厘金和关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鸦片征收的关税和厘金。
传统上人们以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但实际上，鸦片战争一响，给晚清政府送来的却是“黄金万两”
。
咸丰，是这个“黄金万两”
的始作俑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当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达4万箱左右。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入华数量高速增长，在此情况下，咸丰皇帝开始动起了心思，既然制止不了鸦片贸易，那么为何不从鸦片身上征税呢？
1858年，在咸丰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开征“洋药税”
，规定每百斤鸦片首先要在海关缴纳关税30两白银；然后进入国内各地时，还要开征数量不等的厘金。
到了1885年，为了方便管理，清廷规定每百斤进口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
很快清廷就从中尝到了超级甜头。
在清廷的合法化许可下，鸦片得以更加凶猛的态势进入大清，并从1840年每年4万箱的进口量，高速增长至1881年每年9.6万多箱的进口量。
在以鸦片为首的关税和厘金带动下，到了1908年，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92亿两白银，其中鸦片税收就达3302万两，占当年全国财收的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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