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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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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那年，文坛大咖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金榜题名，那是当时千万读书人毕生所愿。
这一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
从当年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
一甲三名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
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科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其中，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进京的。
老苏很励志，年少时读不下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
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27岁始，苏洵发奋求学，曾连续六七年宅在家，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并立志，学业未成，绝不提笔写作。
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苏洵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开创蜀学。
有些遗憾的是，苏洵一生都没考中过进士。
希望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
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一举成功。
苏轼、苏辙考中时这年纪是什么概念呢？
可说是天纵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生考了许多次乡试，一直到70岁，连个举人都没考到，更别说进士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屡试不第，蒲先生才有机会为我们留下一部名著。
苏轼与苏辙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当时古文运动的便车。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体，其中，西昆体矫揉造作，太学体险怪艰涩，都是文坛毒瘤，却受到广泛推崇。
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看不下去了，想趁这次科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
评策论的考卷时，欧阳修的好友，同时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独到，行文不落俗套，让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一看，确实不得了，策论第一舍他其谁，又转念一想，这该不会是老夫的弟子，曾巩所作吧？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到名次揭晓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竟出自苏轼之手。
欧阳修心悦诚服。
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
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后来，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
苏轼说，那是我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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