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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当然，求雨不是单单祭祀共工，而是春天祭祀共工，夏天祭祀中溜，秋天祭祀少昊，冬天祭祀玄冥。
反正说到底也没有龙王什么事。
没有“龙王”
却有“龙”
。
在董仲舒的求雨设计里，确实有不少工作是要龙来担任的，但龙只是被用来舞的，并不是被高高地供奉起来的，这也就是说，那些酒肉祭品龙是一点儿也吃不着的。
春夏秋冬舞的龙各不一样，哪一天开始舞，舞多长时间等，这里边有很多繁琐的技术细节和规矩讲究，搞仪式正是儒家之所长啊。
我们现在熟悉的龙的形象基本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起来的。
据阎云翔反驳闻一多“龙图腾”
的说法：“……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蛇氏族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也不断地将被征服者之图腾融于自己的图腾物上的事。
这是现代人想象出来的征服者历险记，缺乏人类学报告的证明……所谓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之定型不会早于汉代。
只是从西汉开始，龙的形象才逐渐趋于统一，而在此之前，除了长身之外，龙的其他部分变化万千，互不相同。”
（顺便一提，在2006年末，有专家否定龙图腾的事成了热点新闻，其实阎云翔在他这篇文章里早就详细论证过这个问题，其中讲到：“在远古时候，中国的土地上由一个龙图腾的华夏民族代表着中国文化，这种说法可能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这篇文章原载于香港《九洲学刊》1988年第2卷第2期，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
阎云翔“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蛇氏族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也不断地将被征服者之图腾融于自己的图腾物上的事”
这句话如果辅以涂尔干的图腾考察，也许蛇图腾被拆分成蛇头图腾和蛇肚子图腾才是更近情理的，况且土著们的图腾通常只是平常事物而已。
）如果前推一百年，还有更能激怒大众的说法呢——“章鸿钊先生认为中国的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龙（Dragon），约在黄帝时期传入中土。”
（章文详见1919年出版的《三灵解》。
当然，这个说法现在已经不被专家们当真了。
）
看来西汉时代对于龙来讲是一段重要的日子。
及至东汉，富有刺儿头精神的大学者王充论证黄帝不曾升天仙去，所着力攻击的一个重点就是黄帝乘龙的传说。
王充说：“龙是不能真正升天的，它们只是随雨云而起，又随雨收云散而落入深渊罢了。
如果黄帝当真骑上龙了，那等雨停的时候还不和龙一起落到深渊里了？”
龙终于变成操纵降雨的神物而获得官方的祭祀，这大概始于六朝隋唐，到了宋朝就相当普遍了。
龙忍了这么多年，总算可以吃上丰盛的祭品了，地位提高了就是不一样呀。
但饱餐祭品的龙未必就真的快活，因为宋朝人祭祀的神灵实在太多了，龙混在芸芸众神里边毫不显眼。
单说求雨要祭祀的神灵们，说出来简直就像开玩笑，比如子张和子夏，这两位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神医扁鹊，也不知道这些人和下雨究竟有什么联系，最搞笑的是，这里边居然还有单雄信，听过评书《隋唐演义》的应该都熟悉这位英雄吧？
后来，历元、明、清三代，龙的地位越来越高，而龙的地位到达顶峰还得说是在近现代：闻一多率先提出龙为图腾，但他的论证并不足够有力，自然也没有成为定论，直到很近很近的时候，归功于一首歌曲的流行，国人普遍认同了“龙的传人”
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说法，龙也许终于算是修成正果了。
至于董派的求雨技术，也一直沿用到近代——1927年6月，北京某地绅商联合各界求雨三天，《世界日报》的报道是：“是用寡妇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并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用人扮成两个忘八，各商家用水射击他，鼓乐喧天，很是热闹。”
当时周作人看着这个消息，大惑不解：“……那些家伙是什么用意呢？水淋甲鱼，大约是古时乞雨用蛇医的遗意，因为他是水族，多少与龙王敖广有点儿瓜葛，可以叫他去转达一声。
那个共计四打的寡妇童男女呢？我推想这是代表‘旱’的吧？经书上说过‘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这个意思来的？”
——我们对照一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就能解一些周作人之惑了。
不过，周作人的困惑正好说明了古老传统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很多本意都已经湮灭不清了，在细节上也慢慢发生着变化，比如，汉朝可没有什么龙王敖广的——舞龙求雨虽然不假，可龙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当是女巫，而当女巫退出了社会主流之后，龙的地位就开始上升了，毕竟一出戏总得有人唱主角的。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
，这里镜头摇动，继续表现仙界的生活。
所谓粉霞，所谓藕丝，各家注本多解作唐代的颜色名称，粉霞是粉红色，藕丝是纯白色，但这应该是引申义，词的本义似乎是指某种具体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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