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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实有其地”
的说法还是可靠的，但和女道士的说法不一定就有矛盾，毕竟祠里也要有人打理，最可能的人选恐怕就是女道士了。
但是，我们看储嗣宗和许浑的诗，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对宗教场所的尊敬，反而透着几分艳丽旖旎呢？李商隐自己的另外两首《圣女祠》更明显带着男女相思的味道，其中一首七律甚至还有些挑逗色彩。
于是，清代的大学者、诗坛正宗朱彝尊认为，李商隐的三首《圣女祠》都有男女之情的寄托，应是为悼念某位深爱过的女子而作，否则的话，纵然李商隐是个多情种子，也不至于简慢到渎神的地步。
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阐释，“言情”
的主题也许是对的，但朱彝尊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一来像“圣女”
这种神祇，在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以中国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这些神祇并不都那么恭敬；二来当时唐武宗虽然把政治搞得颇有中兴气象，但他迷恋道术，结果吃丹药吃死了，李商隐为此既痛又恨，写过好几首讽刺诗，比如“神仙有分岂关情，八马虚随落日行。
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
（《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所以李商隐对神祇缺乏恭敬之情，这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
纪晓岚以为三首《圣女祠》都和女道士有关，《重过圣女祠》写得最好，李商隐大概是在这里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女道士，发生了一些感情故事吧，所以借着写圣女来写自己的恋爱。
这是一种颇有根据的猜测，这就要简要介绍一点儿当时的社会背景。
唐代奉道教为国教，所以修道的风气很盛，公主就多有出家修道的，而公主一去，自然会跟着一大群宫女服侍，天之骄女们不甘寂寞，每每会搞出一些桃色新闻出来。
新皇帝继位的时候，也会大量遣出先皇的侍女，安排她们出家修道，一辈子就老死在道观里了。
男人们也愿意主动修道，一来是风气所尚；二来修道是个做官的捷径，一旦隐居出名声来，会被朝廷直接征召，这要比考进士、熬资历快捷得多，而且隐居修道还可以参加一种特殊的科举考试，比考正式的明经科、进士科容易得多。
李商隐在年轻时候也曾上山修道，还和一对道姑姐妹有过些暧昧关系，但这毕竟触犯了社会禁忌，如果写在诗里，措辞自然要极尽含蓄。
所以，纪晓岚的这个推测，既有唐代的社会背景作依据，也有李商隐的个人背景作依据。
但是，这都不是直接证据，只是给出了一个可能性的方向。
和李商隐的许多诗歌一样，《重过圣女祠》也被注家们赋予了千奇百怪的解释。
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在大体上就诗论诗来看，这首诗至少有两重自洽的含义：一是恋情；二是身世。
诗歌的题目有“重过”
二字，似乎有一种旧地重游、物是人非的意味。
当初诗人经过这座圣女祠，留下过这样一首五言排律：
杳蔼逢仙迹，苍茫滞客途。
何年归碧落，此路向皇都。
消息期青雀，逢迎异紫姑。
肠回楚国梦，心断汉宫巫。
从骑裁寒竹，行车荫白榆。
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
寡鹄迷苍壑，羁凰怨翠梧。
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这首含义迷蒙的诗，可以确定的应该是这样一些意思：诗人在行旅之中滞留不前，在这里邂逅了一位仙女。
这位仙女大约就是被遣出宫修道的宫中女子，一见一别，惹来相思难断。
唐代所谓遇仙、会真，大多暗指男女欢会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思上，开篇第一句“杳蔼逢仙迹”
就给全诗定了调子。
结尾“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用的是汉代东方朔去偷王母仙桃的典故，而在李商隐那里，东方朔的这个形象常被用来比喻男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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