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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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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对以往的历史概念进行一番总体上的反思了。
我认为，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中所提出的历史学的四个问题或四个方面的特点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即：“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173]他指出，希腊“历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已经具备了这个特点，其实这也是后来一切历史学的必备的特点。
换言之，历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凡是人都有自我意识，凡是自我意识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凡是人都是历史性的。
没有非人的历史，也没有非历史的人。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人类的起源说起。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离娄上》），但这个“几希”
到底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的共识是，人与猿的区别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
但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Goodall）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黑猩猩生活的田野考察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这就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权威定义。
我在1988年就已经初步意识到，人与猿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且在于能够携带和传承工具。
我写道：“当原始人类携带笨重的工具从一地迁往另一地时，必须付出暂时得不到补偿的更多的体力。
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劳动活动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意识，对自己的行为给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还有渗透于其中的多少有些幻想化、神圣化了的情感意识，特别是对自己所使用的工具（它往往被看作自己的伙伴、另一个‘自我’）的情感联系。
这一切构成劳动过程的精神方面。
这就是作为劳动过程本身的本质因素之一的‘劳动意识’。
正是劳动意识，才使劳动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然手段，并使劳动本身的社会性和历史承继性成为可能。
……劳动意识使劳动从类人猿的偶然的萌芽性质上升为人的必然性本质。”
[174]最近我在一次有关“人的自由”
的讲座中又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拓展了。
[175]我提出，人跟黑猩猩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制造工具，也不在于使用工具，更重要的在于保存和传承工具。
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但是它不会保存工具，它用完就扔了，它也不会把工具总是带在身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不会把这种东西传承下来。
而人类社会有一种传承活动，工具连同工具的使用经验代代相传，得到了保存和继承，这是人类所特有的。
只有保存工具，才是把工具当成了一种普遍的媒介，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而是可以反复不断使用的。
这样一种行为使得人类的观念产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一种“符号”
现象，工具变成了符号。
什么是符号？就是一种普遍的表象，与它相关的对象可以变来变去，但是这个符号永远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而这种心理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人就有可能制造出另一种符号，并且把它保存下来，这就是语言。
保存工具和形成语言属于同一层次的心理功能，[176]这是人类和黑猩猩最重要的两大区别。
黑猩猩和其他一些动物也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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