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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呼吁要“救救孩子”
，他相信进化论，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无非是相信儿童和青年未受污染，一旦“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
，就会自然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类。
但令他痛心的是，青年们一个个辜负了他的期望，有的落荒，有的叛变，有的堕落，回过头来向他放暗箭，这使他后期反思到进化论的无用。
我所谓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性，而是要建立一种原罪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
这可以说是我的新批判主义超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最难被人理解。
问：您最近的两部著作《灵之舞》和《人之镜》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了批判与反省，能请您谈谈这两本书吗？
答：这两本书都是从中西文化比较来谈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但角度稍有不同。
《灵之舞》是力图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用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是从自己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
在这里，我是把历史、文化、社会心理都凝聚在个人内心体验的能动结构中来考察，以给当代人破碎的心灵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感”
，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进取和开拓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
《人之镜》更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些经典人物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我们人格中的盲点。
我相信，最近二十年来，新型的中国人格应该正在形成中，但绝不会是孩子式的，也不应是痞子式的。
以前我曾相信经济决定论，以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但现在发现，经济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若这方面跟不上，经济也将受到极大的阻碍，整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一个民族的素质首先体现在文化人身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太少。
我这两本书，是想在打破传统束缚、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方面，率先作一种尝试。
问：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当前的学术界及中国当代学术的未来方向？
答：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理论的兴趣很微弱，人们纷纷转向似乎最不需要理论、只要“浩然之气”
的“国学”
，热衷于发感慨、谈体会和写一些“可读性”
很强的漂亮文字。
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绝不能成为一个摆脱理论重压或逃避理论贫乏现状的避难所。
相反，它正需要具有高层次理论素养的人去挖掘、去重建。
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吸收进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中，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指导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理论构想之一。
冲破当前沉闷的学术气氛，最迫切需要的是锻造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对我来说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方法，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
问：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何联系？从现象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重新加以诠释，较之以往的研究有哪些突破？
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一种心理学，不是研究人的心理的发生、成长过程，也不是研究人的精神的历史发展阶段：如古代人的心理是怎样的，近代人的心理又是怎样的等等；而是研究人的精神在各种经验的（也包括历史的）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层次，这些层次不一定受到时间的限制。
比如同是现代人，有的人就达到了近代“启蒙”
的层次，有的人却还处于“奴隶和主人”
的层次，当然像黑格尔本人则达到了最高的“绝对知识”
层次。
但黑格尔把这些具体的人和历史都避开不谈，《精神现象学》中哪怕直接讨论某人的思想，都尽量回避提到某人。
在他看来，是谁并不重要，他所谈论的是“无人身的”
精神或理性。
胡塞尔也是这样，他把存在和具体的历史都放进了“括号”
里存而不论，只讨论意识现象本身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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