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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是王衍之弟，王衍对他评价甚高，他也自负得不得了，除了卫玠以外，他是“少所推服”
的。
谢鲲为王澄所赏，叹为“可与言”
[308]。
胡毋辅之至被王澄称为“后进领袖”
，说他“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
[309]。
光逸又为胡毋辅之所赏，一见许为“奇才”
[310]。
阮放则连服侍太子时都是“常说《老》《庄》，不及军国”
[311]。
但要说这些人在清谈上有什么贡献，在学术上有什么造就，那就真正杳如黄鹤，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竹林时的清谈与**合流之风到这时发展到顶峰，也跌落为末路。
竹林时还有反抗与不合作的成分，这些人则纯粹是放纵与麻痹而已。
《竹林七贤论》的作者戴逵早在元康之后不久就指出：“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
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
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
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312]戴逵的话是对的，**本来就不值得提倡，但竹林之放还情有可原，元康之放就没有多少道理而迹近于堕落了。
戴逵在这里所说的“元康”
只是西晋后期的泛称，不可死抠字面。
王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阮瞻等人的**行为恐怕主要还是元康以后的事，这从他们的年龄可以推知[313]，而上引《光逸传》更指明是“避乱渡江”
以后。
我在论竹林七贤一节中已经说过，清谈与**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清谈家不一定要行为**，正始间何、王、夏侯诸人就并无**之行；**之士也未必能清谈，竹林中的刘伶、阮成及上引《晋书·光逸传》所谓“八达”
中的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都未闻有能清谈之名。
虽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老庄思想与**玩世的处世态度，其间有一息相通之处，但如果没有外部政治因素，则二者的关系或许不会像我们在魏晋时所见到的一样。
魏晋之际的恐怖政治使这二者挂钩，而元康以后的腐败政治又使这二者的关系更紧，后世人遂以为清谈与**是一物之二面，连不少学者也作如是观，这实在是清谈的不幸，也是严重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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