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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国哲学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在谈到德国艺术或德国哲学时，总是充满不屑。
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感受到或者不愿意承认两者的价值和力量，而是因为我还感到英国人目前有种趋势，把它们看得太高，所以当前必须要指出两者之中有何错误和弱点，而不是其中的优点。
由于我始终如一追求自然主义，反对理想主义，所以还不断地造成我和德国思想中某些夸张的内容的冲突，因此很不幸，我只看到了错误而不是优点，而这些错误只要我能感受得到，我就必须指出来。
像切瓦利尔·邦森等德国作家那样，对那些不曾深入或者仔细地研究过德国哲学的人就德国哲学所发表的观点进行抗议是不合适的，因为深入研究某一选学体系的决心本身在任何谨慎之人而言，必须基于事先对所研究事物的价值的认识，而信仰自然主义的英国人是不可能对德国玄学形成这样的认识的。
这是不容抗议的，——这是一切事物简朴而必然的要求。
凡是手上有其它事务的人必须通过尝试，选择有机会利用的哲学；当我们阅读《希波来多》第二卷，发现切瓦利尔·邦森本人谈论“对无穷的有限实现”
（“对白色的黑色实现”
要比这一说法理性得多）以及上帝、人和人性三位一体[125]（这和谈论人、犬和犬性三位一体异曲同工），心知那些说法只不过是纯粹、明确、非常华丽的废话时，我们通常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刨根就底。
有些人也许会回答说，假如一个人总是通过尝试来进行判断，——比如，假如一个人总是根据画中的某一个头像来对特纳的画作进行判断，——那么非常珍贵的东西则常常受到轻视。
我认为不是很经常。
假如某个人走近特纳，指望从他那里学会描绘人物，那么他所画的人物的一些例子会准确而且正确地告诉这个人：他找错了大师。
但是假如他来学习风景，特纳作品中的小小片断就会公正地展示出特纳的力量。
有时候也许很不幸，我们经过短暂尝试，碰到了被尝试事物的偶然失败了的部分，那么我们就会不公，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判断或行动的方法，偶尔也必须不公是人生的法则——就像有时候被绊倒或生病一样。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绊倒就一生以蜗牛的步伐行走，也不能穷数年之功研究每一件事物，尽管我们对其样本加以谴责。
凡是看到有价值的事物就抓住并且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不公的人在财产方面很快就会令人嫉妒，在资本方面令人尊敬。
另外我也不认为正在讨论的事物遭受损失的危险很大。
我常常被告知凡是通读康德、斯特劳斯以及其它德国玄学家和神学家的作品、竭尽全力研究他们的人经过十到十二年的苦读之后，将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伤害；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不过我也相信这十到十二年也许可以过得更好，相信凡是要使用哲学而不是用来炫耀的人，凡是熟悉《箴言》且通过注解买得起柏拉图、培根、华兹华斯、卡莱尔和赫尔普斯的普及版本的人，将会发现他所购买的足以应付他本人及其家属一生之需，而且质量也足够好。
也常常有人宣称要研究德国的好辩之人，因为必须对宗教的基础“加以研究”
。
我很遗憾尚未听说它们曾经得到过研究，不过假如情况如此的话，则有两种方法进行这样的研究：一种供那些有闲暇的学者使用，他们能读则尽量多读，或赞成，或反对，在方式存在争议的方面用所有人的观点武装自己；另一种——更短、更简单的方法——供忙碌、实干之人使用，这些人只想找出如何生，如何死。
此处我谈论的不是那些有学问、有闲暇的人，他们晓得读什么，如何读，比我教的还要好。
我谈论的是跟艺术有很大关联的简朴而忙碌的人，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实际的事，让他们的眼睛感到疲劳，因此使得大量阅读很不方便；对于这些人，我将竭尽全力劝说他们不要阅读德国书籍，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对宗教基础的研究，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唯一可行的研究必须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
他们作为基督徒被养大，对自己是否永远是基督徒产生怀疑。
他们通过研究并不能肯定《圣经》讲的都是事实，不过假如《圣经》讲的都是事实，基督的确存在，就是上帝，那么毫无疑问，1800年来他允许记录在《新约》中作为其教诲的第一部分的布道也必然是真的。
让他们牢记那个布道，在实践中加以检验：除了删除一些很明显的比喻说法，如“砍掉你的脚”
、“从你的眼睛中摘取光芒”
等，对每一首加以试验，既不诡辩，也不解释。
让他们尽可能严格实现或服从每一首诗歌的内容，时间为一整年——一年的时间几乎不注意对宗教进行研究，假如到了年底，他们仍然不满意，仍然需要继续研究，如果他们愿意，那就让他们试一试德国体系。
3．剽窃
在我完成本书的最后一章后不久，我在工人学院的一个同学让我注意到了爱默生的有趣而有力的诗作。
这些诗作中有一部分和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非常相似，甚至在表达方式也相似，所以尽管我通常并不对那些说我抄袭的指责进行辩驳，不过我觉得此处有必要讲几句。
就像我前面说的，通常我并不辩解，因为我知道假如人们愿意检查，会发现我的作品有着内在证据，证明其独创性；假如他们不愿意，或者缺乏足够的技巧，不能够区分原创性作品和借鉴的作品，那么我简单的辩说也无济于事，无法让他们相信，尤其因为几乎只有抄袭者才会指责别人抄袭，只有那种只相信证据、不相信诚实的不幸的人才会指责别人抄袭。
尽管如此，由于我主要在户外、在画作之间工作，很少有时间读现代书籍，因此和大多数人相比，更面临着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但是却当成是全新的危险，所以我最好一劳永逸地指出：这种表面上的任何抄袭实际上是因为我的作品比我希望的还要具有独创精神，其原因是我的整个主体都是在对别人的劳动的不可避免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有害的无知状态下展开的。
另一方面，倘若我不曾不断受到我所钟爱的那些作家的教诲和影响的话，我会很遗憾；我说不清我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华兹华斯、卡莱尔和赫尔普斯的引导，我亏欠他们的（以及古时候的但丁和乔治·赫伯特）比其他任何作家的都要多——尤其是卡莱尔，我时常翻阅他的作品，因此尽管并不有意模仿他，但是我却发现自己总是使用他的表达方式，用和我若干年轻采用的“大不相同”
当我却希望更有力的方式来述说很多事情；另外，由于赫尔普斯的优美宁静的英语对我的影响，我又也有些事情希望表述得比从前更明晰，更简单。
拼命抛弃这些影响不仅愚蠢，而且错误，因为这些影响构成真正而健康的帮助——大师在写作中就像在绘画中一样，展示使用语言的某些方法，这些方法一旦展示出来，不使用将不仅可笑，甚至有些矫情，这就像鲍尼法齐奥，自己没有发现着色的方式，所以假如他觉得提香的着色方法罪优秀，那么拒绝采用提香的方法会很可笑。
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接受指导或允许施加影响和故意的模仿，更不用说抄袭，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不，指导甚至会无辜地进入思想基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如此，因此我发现卡莱尔较强的思维不断影响着我，而我倘若得不到这种影响，将会非常遗憾，否则的话他的作品我就白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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