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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科学的兴趣。
我们把一种更加理智的**，把刚刚唤醒的注意力的必然结果，和这种对美的浪漫热爱混合在一起，被迫在历史和外部自然中寻找在普通生活中找不到的满足。
无论是什么首先导致我们对大自然物体进行细察，那种细察从不会毫无收获。
毫无疑问，大自然物体本意就是要我们对它们充满敬意，以之为乐；我们在大自然中花费的每一小时都会使大自然之美更加明显，使我们对大自然的兴趣更加强烈。
自然科学——在近代以前几乎不存在的科学——在积累中使我们的知识果实累累，在精确中变得精致；它依据接受科学的人的性情不同，或为恶或为善，尽管进一步加强了愚钝和骄傲之人的信仰缺失，但是对那些有思想的谦虚的人来说，却展现了崇敬的新基础。
尽管战争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使身体变弱和变形[107]，但是对战争艺术的忽视却给了我们以空闲和机会进行研究，而在从前，无论是研究的时间和地点都同样匮乏；从前被过早浪费在战场上的生命如今在书房度过，变得有用；从前因为连年征战而国库空虚的国家如今为发现新行星而彼此争论不休；安详的哲学家解剖大地上的植物，分析其土壤，而在从前只有骑士们在急行军或者边境居民在漫不经心的进行抢劫时才会穿越这些大地。
因此，进步和衰落的要素就如此在现代人的头脑中奇怪地混淆在一起，所以我们事先可以预计到我们的艺术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其不一致性，可以从各个方向进行努力，并且受到形形色色的失败原因和方式吸引，预计到在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当中，要想准确地区分赞扬和后悔的基础几乎不可能，预计到此前的一切经典作品和思维方式都将渐渐被推翻，批评不断受到意料之外的成功和无人能够定义的情感的挑战。
所以，一方面当我们对古希腊和中世纪艺术进行探讨时，我能够对所有人的所为所感进行泛泛的描述，另一方面我如今却在很多人身上发现很多种性格，有一些在我看来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一些次要的、昙花一现的原则上，建立在其不计后果、毫无耐心或者缺乏信仰之上，另一些则建立在其科学之上，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新情感和对开放及自由的热爱之上。
无论这些性格的好坏，在这些性格当中，我发现有一些是古时候或者过渡时期传下来的，并不完全属于我们，不久就会消失，而另一些尽管尚未定形，但是却完完全全属于我们，很可能继续成长，拥有更大的力量。
比如，我们对亮色的谴责我认为大多数仅仅是矫情，必须尽快排除。
庸俗、乏味或不敬在艺术中总是用棕色和灰色来表现，就像伦勃朗、卡拉瓦乔和萨尔维特的作品中的一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彻底庸俗、乏味或不敬，另外作为现代人，也没有必要继续如此。
我们最伟大的人无论是悲伤还是快乐，也和各个时代的伟人一样，喜见鲜艳的色彩。
司各特和拜伦的着色丰满而纯粹，济慈和丁尼生的着色极其丰富，甚至有些过火。
我们在着色方面的失败仅仅是文艺复兴的矫情和无知时期长时期缺乏锻炼的必然结果；古今着色方面的唯一持久的差别就在于现代人对某些色彩的接受，这些色彩表现了其更加沉思或者更加伤感的个性所独有那种忧郁，从而令他开心；现代科学的范围越广，用来表现现代科学的色彩的多样性越大。
又如，假如我们足够聪明，穿着始终如一，非常优雅，让健康成为教育的一大目标，用艺术美化我们的街道，那么过去历史的外在魅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
由于我们生活在要命的十七世纪之后，因此没有什么根本理由不让我们再次对雕塑表现出兴趣，不让我们看到绣品的艳丽，也不能因为我们如今选择了夜间寻欢作乐，白天辛勤劳作，选择了彻夜歌舞，整日辛劳，从而使日日夜夜都会要人性命，因此就不让我们再次学会如何正确利用力量、美和时间的神圣的信赖。
无论过去拥有什么样的外在魅力，都必须服从于当今耀眼的生活；在过去，浪漫要素只会存在于一般只属于不熟悉事物的魅力之中，存在于高贵的民族总是对其祖先所表现出的崇敬之中，存在于各种种族像个人一样，回首自己的童年时所看看到的神奇光线之中。
再如，大多数现代人对自然风景所表现出的奇特的轻浮态度并不属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不能看作是这一时代的特征。
从古至今，凡是聪明之士都必须严肃：在我们伟大的作家中，毫无例外地都会发现对美景的某种崇敬，——甚至经常让我们发笑的作家也是如此，把我们带到查莫尼克斯山谷或者海边，在那里让我们在痛苦之后得到平静，将复仇变成怜悯。
[108]只有和那些愚笨、没有教养、俗不可耐的人在山坡上相遇才会令人痛苦，轻浮被能被看作是整个民族的主要特征，只能属于度假的学徒，属于下议院。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指望会发现某一位诗人或画家能够将统治或混淆我们现代生活的所有力量、弱点和前后矛盾的本能。
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指望在那些似乎被上帝作为时代代表（就像荷马和但丁被上帝作为古典和中世纪人代表一样）的人身上，我们将会发现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大量的富有成果的东西，还有我们的那些缺点，这些缺点的确是我们的民族特点，和思想的总体的伟大相一致，就如同对树篱的淡淡情意以及对群山的烟雾和但丁在其它方面的伟大相一致一样。
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我们发现人类的崇敬已经从人转向了山，从人类情感转向了自然现象，我们也许可以预料艺术的巨大力量也将会被导向这一方向，从而给我们带来一个明显的结果：尽管最伟大的画家或者古代和中世纪的画家全心全意表现人类，很少为我们留下任何风景供我们讨论，然而最伟大的画家或者近代化家将尽可能把精力主要用于风景绘画，而且由于表现人类情感时，言辞胜于绘画，但是在表现自然风景时，绘画胜于言辞，所以我们还可以预料画家和诗人（出于方便，我在此处将两者加以对比）在说明时代精神时，多少会改变其等级关系，画家变得更加重要，诗人则相反，在语言和画作方面成为时代的代表和第一批果实的人——亦即司各特和特纳——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多奇怪的方面不同于荷马和菲迪亚斯、但丁和乔托之间的关系。
如今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种关系。
首先，很多读者很可能对我把司各特称作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代表感到奇怪。
那些能够感受到华兹华斯强烈透彻的深度以及丁尼生的精致的语言和音乐力量的人对我把那种观察不仔细、用韵很随意的诗歌，把司各特倾诉其青春幻想的诗歌，至于较高地位，会感到愤愤不平；那些熟悉法国小说家的细腻分析的人，那些曾经受到德国哲学影响的人，对我在这个产生了巴尔扎克和歌德的时代让司各特在欧洲的文人中独占鳌头，也会同样感到愤愤不平。
我认为对伟人的第一个检验就是看他的人性。
我用人性一词并不是指对他自己能力的怀疑，或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犹豫不决，而是指对他自己所作所言与全世界全他的人所作所言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切伟大的人不仅熟知自己的事务，而且通常也晓得自己深知自己的事务，不仅主要观点正确，而且通常晓得自己正确，只是并不因此自以为了不起。
阿诺夫晓得自己在佛罗伦萨能够建造一个壮观的穹顶，阿尔伯特·丢勒心平气和地给找出其作品中错误的人写道：“您做得好极了”
，艾萨克·牛顿爵士知道自己解决了可能会让他人感到困惑的一两个问题，——只是他们并没有指望国人五体投地，对他们顶礼膜拜；他们有着一种奇特的无力感，感到伟大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通过他们表现出来，感到他们只能像上帝要求他们的那样，除此之外无能为力。
他们在所遇到的每一个身上都发现某种神圣的、上帝创造的东西，因此愚蠢地、不可思议地、无休无止地充满怜悯之心。
如今就我对当代人的了解，我在当代人当中发现这种特征在司各特和特纳身上最明显；我不敢肯定这种特征是否只在他们身上存在。
我从没有发现司各特谈论过文学的尊严，也没有发现特纳谈论过绘画的尊严。
他们只是埋头干活，觉得身不由己，只能这样；故事必须讲完，效果必须记录下来；假如人们喜欢，那很好，假如不喜欢，世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我相信凡是读过华兹华斯或歌德的谈话的人都会对他们对其自身及其所作所为的评价得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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