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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流淌的河流，避免一切的形式主义，哪怕是最小的细节；他们将中世纪画家小心构筑起来的城墙拆除、移走，对中世纪人细心修剪的灌木随其自然，将对自由的热爱甚至带入放纵之中，把对狂野的热爱甚至带入废墟之中，因此最后将大自然中的物体从人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岁月和荒芜的每一方面——城墙的砖缝被常春藤覆盖，花园中荆棘取代了玫瑰，都让他感到快乐。
我们发现和这种对自由的热爱有关的是对山的热爱的一种奇特的表现，发现我们的画家为了获得带有巉岩的前景和紫色的远景的主题，不惜穿越世上最最荒莽之地。
他们中央少数人对树木的残桩和平坦的土地感到心满意足，但是这些人总是三流的画家；一流的大师尽管并不拒绝低岗之美，但是却将自己最伟大的力量留待刻画阿尔卑斯的群峰或者意大利的山岬。
另外也很显然，这种从山中获得的快乐并不像中世纪人的那样掺杂着恐惧，或者受沉思精神的约束，而总是自由自在，毫不畏惧，令人振奋，毫无顾忌，因此画家觉得与隐士相比，爱好运动之人更能够始终如一地使得其大山前景焕发勃勃生机，因此我们现代人到山中去不是为了禁欲，而是为了饮宴，使得冰川覆盖上鸡骨和蛋壳。
与山景中这种缺乏严肃性相关的是对待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时所表现出的普遍的亵渎倾向，换句话说，对山中存在神灵的信念的完全缺失。
中世纪的画家要么不画云，要画则必然是为了在云上安置一个天使；古希腊人要么不进树林，进则指望遇到神灵；我们则会为云上出现天使违背自然规律，无论在何处遇见神灵，都会大吃一惊。
我们有关森林的概念主要和偷猎有关。
我们认为云中包含的只不过是无数英寸的雨水或冰雹；我们从池塘和沟渠中只能期望看到鸭子和水田芥，而不会看到任何更加神圣的东西。
最后，和这种亵渎倾向相关的是一种强烈的趋势：否认色彩的神圣，用黑色表现值得我们夸耀的事物。
尽管现代色彩偶尔也会耀眼或狂热，但是总体上呈现明显的暗淡之色，不断向灰色或棕色接近，经由我们很多最优秀的画家之手，不断地被歪曲，而他们则对他们所谓的纯洁或柔和的色彩公然表示自豪，因此，一方面中世纪的画家把天空画成蔚蓝色，把前景画成亮绿色，把城堡中的塔楼画成金色，让画中人物穿上紫色和白色的衣服，另一方面我们却把天空画成灰色，把前景画成黑色，把叶子画成黄色，以为在画猩红色斗篷或蓝色夹克时，对牺牲了足够的阳光。
我认为假如我们走出一间充斥着中世纪作品的房间，突然来到某个现代风景画展，那么这些就是立刻打动我们的要点。
很显然，这种变化带来的既有好处，又有坏处，但是究竟有几多坏处或好处，我们只有在像前文中那样，找到产生这些结果的思维习惯的根源，才能估计得出。
现代思想的独特特征：
首先，用来描绘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这个名号就艺术而言，是完全不当的。
相反，中世纪是“光明时代”
，我们的却是黑暗时代。
我用的不是喻意，而是本意。
中世纪是黄金时代，我们的是棕土时代。
（1）缺乏信仰到导致的失望。
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我们自身的错误；因为我们曾接受错误的教育，因此我们砌棕色的砖墙，并且机械地继续这么做。
不过在我们的性情当中，也有导致变化的原因。
总的说来，我们的时代和早先的时代相比，更加哀伤；不是以某种高尚、深沉的方式更加哀伤，而是以某种模糊疲倦的方式——以倦怠的方式，以疲惫的思想、灵与肉的不舒坦的方式。
中世纪有其自身的战争和苦痛，但是也有其强烈的快乐。
他们的金色上点染着鲜血，而我们的却撒上了灰尘。
他们的生活交织着白色和紫色，我们的则是一整块黄巴啦叽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欢乐，但是这种欢乐或多或少有些勉强、错误、苦涩、不完整——不是发自内心。
自从莎士比亚时代以来，我们多么奇妙地失去了听到下流笑话时发笑的能力！
我们的机智所表现出的文雅本身就掩饰了我们的快乐。
我认为这种心灵黑暗的最深刻的原因就是缺少信仰。
然而在总体上，从没有哪一代人（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都没有像当今文明的欧洲人这样，痛苦地实现了“没有任何希望，世上根本不存在上帝”
这个预言。
和温文尔雅的伦敦或巴黎大众相比，印第安人或奥塔海坦野蛮人对周围神灵的存在或者神明对他的左右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在我们当中那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相信神灵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分为两大类：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这些人要不是因为社会中不信神的干涉，会尽快让另一派灰飞烟灭；从两派分裂时起，天主教徒但凡有机会，必然这么做，而清教徒此刻则心满意足地期待着罗马被火山毁灭。
这种名义上统一宗教内部的人群的分裂，也就是说信仰同一上帝和同一天启的人们之间的分裂，对那些有思想、有远见的人来说只能会是最严重的绊脚石——他们只有在早期教育最有力的条件下才能克服的一块绊脚石。
因此，本世纪所有强大的人几乎都不信仰上帝，其中最优秀者信仰怀疑和神秘，最差者信仰不计后果的对抗，而大多数人则信仰步履沉重的犹豫（ploddiion），尽可能做好手头的事情。
我们的科学家大多属于这最后一类：我们很有人气的作家要么反对一切宗教形式，要求简单真理和善行（萨克雷、狄更斯），要么放任自己，进行痛苦而毫无结果的事实陈述（巴尔扎克），或者表面刻画（司各特），或者进行谩骂，忧伤或微笑（拜伦、贝朗热）。
我们最真诚的诗人、最深刻的思想家心存怀疑，愤愤不平（丁尼生、卡莱尔）；没错，有一两个抛锚停泊，但是却充满焦虑或者哭泣不已（华兹华斯、白朗宁夫人）；在这两类人当中，第一类人对自己的锚不太自信，而是觉得锚时不时地拖着他走，甚至令他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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