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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是小乐之乐，却是顺手之乐，方便怡情之乐。
人不可能每日都倾力高山流水之大乐，所以，袁宏道给自己的书斋题名为“瓶花斋”
，而不是“性灵斋”
，抑或“华严斋”
之类，在瓶花斋里小乐即可。
陈眉公称他为“瓶隐”
，可见“性灵派”
对“长物”
的执着。
一年皆是好景致
写《瓶花谱》的张谦德，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张丑”
，想必绘画鉴赏界皆知其雷声隆隆，所著《清河书画舫》，在绘画艺术史上是一座界碑。
除了书画，他还喜欢生活中的各种“长物”
，在《瓶花谱》里装点配饰。
他还很认真地写了一部《茶经》，以弥补他认为的茶界遗憾；袁宏道也很认真地写了一部《觞政》，意图补偿酒文化的缺憾。
高濂是一位生活美学的杂家，或者说是艺术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在北京鸿胪寺工作了一阵子，因外交礼宾司的应酬索然无味，便辞职回杭州隐居去了。
就在西湖，他每日烹茶煮字，写了不少好文。
也许有人不知高濂，但只要请出他的拿手好戏《玉簪记》，你还来不及拍脑门，就再一次乖乖进入剧情。
尽管这出爱情喜剧已经唱了七八百年，获奖无数，我们依然对它有种历久弥新的陌生惊诧感，就像今日追剧《牡丹亭》。
明代万历年间文艺气象风调雨顺，孕育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文艺巨人。
仅戏剧舞台上，就有魏良辅、汤显祖、高濂、沈璟、徐渭、张岱、李渔等这般锦绣人物，他们比肩喷薄，启蒙了那个时代，万象生焉。
他们与莎翁生逢同代，风月同天。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为什么山川异域却都流行戏剧？因为那是一个人类精神发展同步的时代，性灵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象征，人们为之狂欢的人性指标或人文数据，已经给出了文艺复兴的节奏。
只可惜汉文化在它达到了最高峰之际，突然被北来的马蹄硬给带出一个拐点。
与今天追剧娱乐至死不同，那个世纪的戏剧担待了一代人断崖式的精神跳水，这里清溪欢畅，就在这里嬉戏，先知先觉的大师们为时代洗澡。
他们在戏剧里大胆抒发“人欲”
对自由审美的追求，将被“天理”
桎梏于深渊的男女爱情打捞出来，直接晒于太阳之下。
陈妙常与潘必正的自由恋爱，刷亮多少双爱情的眉眼，抛出爱情的抛物线，打散了“理学”
因过度对称而僵化的几何线条。
人情的世界，性灵是不对称的，或倾而不倒，或危而不慌，孤独的、个性的、欢畅的、寂寞的、敢爱敢恨的、无拘无束的。
跌宕起伏之后，《瓶花三说》，有种偷着乐的闲逸之美，它们是生活中的小景小情，但不能没有，想象一下，在万物冻僵之时，瓶花直如雪夜烛光，有种复苏的力量。
在小情小景上，明人比宋人简约。
他们只享受短暂的美好，欣赏鲜花的可爱，在于不留恋，不永恒。
他们只写花瓶里的花，在书房与花之性灵一期一会。
春生、夏长、秋获、冬藏，四季在每一个华丽转身之际，都会给人一个阳光灿烂的启示：一年都是好景致。
但，春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无缘聚首，花落花开，瞬息无常，怎么办？被美宠上了天的宋人有想象力，他们创造了“一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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