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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和专有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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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本书时，分享经济的主要劳动力的政策问题似乎关注的就是全新的、灵活的就业状态。
他们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因为我研究的是经济和商业，而不是法律，因此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与一个外行探讨全职工作对Lyft司机和Instacart购物者的适用性在法律上的细微差别（如美国风险投资公司Greyloers的风险投资家西蒙·罗斯曼向我指出的，在硅谷，劳动法似乎是新的知识产权法：每个人都是其中一方面的专家）。
相反，在这一节中我所做的是列出，随着我们向更灵活的分类模型的工作转移，应该纳入政策讨论的五个关键点，我提议该分类模型应经审议逐渐实施，同时要进行试点，要有安全区域，所以在对当前的框架有任何重大扩展之前，我们要采集更多的数据。
第一，雇员独立承包人的问题不是新问题。
正如贾斯汀·福克斯（JustinFox）在《彭博资讯》（BlView）的文章中援引法官威利·布朗特·拉特利奇（WileyBle）的观点：
明确的主雇关系和明确的独立经营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中间态，引发了许多法律问题。
很少有其他法律问题比它有更多应用前景，同时引发更多冲突。
正如福克斯指出的，拉特利奇不是一个在2014年评论Lyft的地方法官，而是在1944年作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判决报童的就业性质，这是一个使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与媒体巨头赫斯特集团（Hearst）对立起来的一个事件。
正如美国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TomPerez）在2015年12月的阿斯彭研究所研讨会上所提到的“便携式福利”
，劳动力的分类不清既不是一个新的挑战，也不是由按需经济引起的。
因此，劳动力分类是一个历史上的棘手问题，而不是新的分享经济企业巨头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第二，对“雇员”
与“独立承包人”
进行定义不是做算数。
的确，问题讨论总是关于独立承包人有多独立，以及潜在的雇主向潜在的承包人或雇员施加了多少控制。
然而，普通法和其他监管主体都有不同的指导方针。
例如，美国国税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使用SS-8号表格去辅助单独个体，按照以下因素设计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去作出主观的决定[79]：
（1）行为方面：公司正在控制或有权控制员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吗？
（2）金融方面：员工工作的日常事务由雇主控制吗？包括职工如何支付费用、费用是否报销、谁来提供工具或支持等吗？
（3）关系类型：存在书面合同或员工式的福利（比如养老金计划、保险或带薪休假）吗？这样的关系会持续吗？这项工作是一个关键的业务吗？
然而这些国税局的指导方针有时与《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LaborStandardsAct）、习惯法和法律先例的理念不相符。
在2015年12月一个创建“独立工作者”
类别的提议中，该提议是由康奈尔大学赛斯·哈里斯（SethHarris）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兰·克鲁格为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e）的汉密尔顿项目所编写的，作者总结了“雇员”
的不同性质的定义，见表8.1。
第三，真正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劳动者热切希望从事全职工作，而是希望从目前的状态中获得专属的好处。
福克斯指出，自1944年的裁决以来——针对前述的集体诉讼，将小报童归为雇员——被列为雇员的劳动者“现在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联邦、州和地方的保护，从最低工资及加班保障到失业保险，这些对于独立承包人均不适用”
。
表8.1在选定的条例下对“员工”
定义
资料来源：赛斯·哈里斯和阿兰·克鲁格（SethHarrisandAlanKrueg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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