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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年里，许多研究记录着数字技术创造的消费者剩余的逐步变化。
最新的思想成果已经开始引入另一个维度——源于数字化的人力资本收益。
在这方面，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普拉桑纳·塔姆贝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塔姆贝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洛林·希特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假说：源于数字技术的这一部分收益经常以人力资本的形式被一个公司的员工获得，（这些收益）可能通常是特定于某些任务而不是特定于某些公司，并且会随着这些员工换工作而扩散到其他公司。
这些发现增加了第三种可能——除了表现为生产数据和消费者剩余，数字化的部分收益来自将可转换的、特定于任务的人力资本转移给某公司的员工。
这看起来很吸引人——员工似乎很自然地从他们公司的IT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成为这些投资回报在公司中“传播”
的管道。
因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是由许多个体来实施的，这些个体要么与“公司-市场”
的混合体，例如Uber、Airbsy等有更多流动的关系；要么作为小企业家正锤炼着专业性，比如RelayRides的大卫，数字化使得对这些劳动力的经济影响的量化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将在第8章对一些相关评估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交易的“本地化”
也可能对物质分配有影响。
例如，一个Etsy的卖家可能从当地的工艺品店购买原材料，而不会以批发形式购买。
在传统的市场里，这些零售商愿意将材料卖给其爱好者，但却不一定会卖给其他小企业。
同样的道理，因为小企业主通常经营规模很小，其收益甚至分布在小型零售商和大型批发商之外，但也可能同样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损失。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计算分享经济的情感收益。
当我在2015年与Airbnb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谈话时，他提到这样一个非经济的好处：“热情好客的确是让人觉得有归属感，它是关于‘接纳’的。”
切斯基说，“Airbnb不一定完全改变人，但我们正在一点点改变人们的心态”
。
切斯基进一步解释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人都因为Airbnb而发生了改变——不是因为公司业务而是因为实际的服务。
我发现自己更关心别人了。
当有人住在你家里，他们是那么脆弱，你必须照顾他们。
而照顾和接待别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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