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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将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国家（人口少于600万，比如丹麦）的解决方案向更大的国家（人口超过3000万，比如美国）推进时面临明显的挑战，它仍然建设性地提出了北欧模式的一个特别关注点，即弹性保障（Flexicurity），这是一个由“灵活”
（flexible）和“保障”
（security）组成的合成词。
这个模型提出的劳动政策允许双方在合同和就业流动形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积极主动的职业培训计划来实现；它能确保人们在工作转换期间的收入稳定。
从历史平均收入水平来看，这个简单的发展可以减少数周或数月之内的收入波动。
在这个思路下，一个更有力的可行性存在于另一个想法，即由政府来担保固定的月收入。
虽然这想法似乎非常极端，但它的拥趸包括社会企业家彼得·巴恩斯（PeterBarnes），在其《所有人的自由和红利》（WithLibertyandDividendsforAll）的书中讨论了对基本收入的普遍愿望。
还有联合广场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家阿尔伯特·温格，他在2014年11月纽约的TEDx上谈到基本收入说。
在劳伦·斯迈利（LaurenSmiley）发布于娱乐媒介上的名为《硅谷的基本收入》（SiliValley’sBasiance）的文章中，讨论了在科技行业中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中对基本收入的支持的不同原因。
基本收入的基本理念很简单。
在一个国家里，每个适龄劳动者每月都会从政府得到收入，没有附加条件。
虽然看似激进，但它比人们想象的更接近现实。
事实上，瑞士于2016年举行了一个关于创立一个3万法郎（比3万美元高一点）的年收入制度的全民公投。
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赫·贝克（UlrichBeck）提出的另一个概念中，基本收入不是免费的，但将从一个系统中产生，这个系统下公民交替从事有偿工作和“公民劳动”
。
而这种社会保障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在于，担心它会降低人们工作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之前的实验中得到的一点证据却证明并非如此。
1974年，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多芬镇进行了一项实验：在5年中向30%的城镇人口发放最低收入。
对（三个实验区域）的劳动者的最低收入降低35%~75%，因此得出不同保障收入水平对寻求就业的结构性抑制作用。
尽管有这样的设计，正如经济学家伊夫林·福尔热（Evely）的一项研究中报道的，“实验”
组（30%得到最低收入的人）中寻求就业的人的比例下降相对较小（1%的男性、5%的未婚女性、3%为已婚女性），而福尔热进一步报告，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劳动力输出带来的损失。
在纽约最近一次由娜塔莉·福斯特主持的小组讨论上，温格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PermaFund）为例，认为每月收入1000美元，其花费占美国GDP的比例不到20%。
除了激励效应，显然获得基本收入的关键挑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特别是如何启动基金。
与此同时，有先例表明，将市场纳入的妥协方案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例如，由于企业养老金计划在美国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减少，退休储蓄401（k）计划及相关保障计划已经发展起来以补充退休计划。
这些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个人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存放起来，企业补充一部分，然后政府提供税收减免。
我不是说401（k）计划就会解决每个人的退休问题，只是说这些计划代表了一个在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模型，一个对雇主提供福利的替代选择。
我们可以寻求在保障体系的其他区域内创建起类似的结构。
参议员华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混合模型，即“时间”
银行，通过它将创立为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提供福利的底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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