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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
由前之说，可以息事。
由后之说，可以保利。
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
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决。
而当时或不之知，或作依违之论。
可见昔人对于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彻。
自然不知保护，更说不到造林；历代虽有课民种桑枣等法令，亦多成为具文了。
消极方面，则最大的为兵燹的摧残，而如前述开垦时的滥伐，甚至有放火焚毁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渔猎畜牧，从农业兴起以后，就不被视为主要的事业。
其中唯田猎因和武事有关，还按时举行，借为阅习之用。
渔业则被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
观《左传》隐公五年所载臧僖伯谏观渔之辞可见。
牧业，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养的，亦仅以供祭祀之用。
只有马是和军事、交通都有关系的，历代视之最重，常设“苑”
“监”
等机关，择适宜之地，设官管理。
其中如唐朝的张万岁等，亦颇有成绩。
然能如此的殊不多。
以上是就官营立论。
至于民间，规模较大的，亦恒在缘边之地。
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
又如《后汉书·马援传》说，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属数百家。
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内地民家，势不能有大规模的畜牧。
然苟能家家畜养，其数亦必不少。
如《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
元朔六年，卫青、霍去病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汉书·匈奴列传》。
颜师古《注》：“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
），实在是后世所少见的。
民业虽由人民自营，然和国家的政令，亦有相当的关系。
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
。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
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
汉民悉入官。
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明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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