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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新生的事情，以及办事所当依据的手续，都在其中，所以不得不与律并举。
律所载的事情，大约是很陈旧而不适宜于具体应用的，但为最高原理所自出，又不便加以废弃。
所以宋神宗改律、令、格、式之名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
这即是实际的应用，全然以敕代律了。
到近世，则又以例辅律。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浸格不用。”
于是下尚书，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
自是以后，律例并行。
清朝亦屡删定刑例。
至乾隆以后，遂载入律内，名为《大清律例》。
案：例乃据成案编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谓比。
律文仅举大纲，实际应用时，非有业经办理的事情，以资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
然成案太多，随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恶意者则更不堪设想，所以又非加以限制不可。
由官加以审定，把（一）重复者删除；（二）可用者留；（三）无用者废；（四）旧例之不适于用者，亦于同时加以废止。
此为官修则例之所由来，不徒（一）杜绝弊端，（二）使办事者得所依据，（三）而（甲）社会上新生的事态，日出不穷；（乙）旧有之事，定律时不能无所遗漏；（丙）又或法律观念改易，社会情势变迁，旧办法不适于今，皆不可不加补正。
有新修刑例以济之，此等问题，就都不足为患了。
清制：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属刑部，临时设馆），使新成分时时注入于法律之中；陈旧而不适用者，随时删除，不致壅积。
借实际的经验，以改良法律，实在是很可取法的。
刑法自汉至隋，起了一个大变化。
刑字既引申为广义，其初义，即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乃改称为“肉刑”
。
晚周以来，有一种象刑之论，说古代对于该受五刑的人，不须真加之以刑，只要异其冠服以为戮。
此乃根据于《尧典》之“象以典刑”
的，为儒家的书说。
案：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讲法（见前）。
但儒家所说的象刑，在古代是确有其事的。
《周官》有明刑（见司救）、明梏（见掌囚），乃是将其人的姓名罪状，明著之以示人。
《论衡·四讳篇》说：当时“完城旦以下，冠带与俗人殊”
，可见历代相沿，自有此事，不过在古代，风气诚朴，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后世则不能专恃此罢了。
儒家乃根据此种习俗，附会《书经》象以典刑之文，反对肉刑的残酷。
汉孝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
防狱逮系长安。
淳于公无男，有五女。
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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