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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与否，亦无一定。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
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
从经验上证明：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或反见遗。
对于第一弊，只需改变其所试之物即可。
对于第二弊，则非兼重学校不行。
不然，一个来应试的人，究曾从事于学问与否，是无从调查的。
仁宗时范仲淹的改革，便针对着这两种弊窦：（一）罢帖经、墨义，而将诗赋策论通考为去取（唐朝的进士，亦兼试帖经及策，明经亦兼试策，但人之才力有限。
总只能专精一门，所以阅卷者亦只注重一种，其余的都不过敷衍了事。
明清时代，应科举的人，只会作四书文，亦由于此）；（二）限定应试的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人一百日。
他的办法，很受时人反对，罢相未几其法即废。
到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罢诸科，独存进士。
这是因社会上的风气，重进士而轻诸科起的。
（二）进士罢试诗赋，改试论、策。
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
（三）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
（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
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
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
这本不成理由。
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
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
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
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
这话也是不对的。
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
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
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
“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
，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
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
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
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唯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
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
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
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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