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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予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
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
州县亦是如此。
（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
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
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
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
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
（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
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
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
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绝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
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
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者相等。
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
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
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
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
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恢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
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
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
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
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
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
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
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
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
收租奇重。
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
田主固然破产了。
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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