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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实践。
所以，对君主的“忠”
便从此越过了“孝”
而居首位，君主统治的实用性便强化了——“君人南面之术”
，这才得以体系化、理论化。
请看《宋史·道学传》所说：
“道家”
之名，古无是也。
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
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
为职业，党岸、校序师弟子以是“道”
为讲习，四方百性日用是“道”
而不知。
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
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
“政教”
、“职业”
、“讲习”
与‘旧用”
，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其实用理性色彩之浓，令人侧目。
自宋代以来，国家机器之强化，中央集权的高度划一，宗法制度的严酷，均是汉唐所无法比较的，这是一个没落的社会无可奈何的自缚，它造成了中华民族大为落后的历史悲剧。
恰恰是道学，把“垒极之建，彝伦之叙”
哲理化，提高成“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
的神圣法则，则是为这种“自缚”
提供思想绳索。
由此发展到宋明理学，则愈演愈烈了，有人说，道学是一种培养奴才的学问，在愈需要奴才之际，道学的地位就愈高，换句话说，封建王朝的统治愈是不稳，就愈得标榜道学。
南宋头号昏君赵构、卖国奸相秦桧，就是道学的保护者。
所以，实用理性史观更是强调“今不如昔”
，主张“奉天法古”
，鼓吹封建等级，认为是帝王、圣人创造历史，寄望于循环往复，“存天理，灭人欲”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惫地循环去。”
但这一史观，比伦理史观更有理性的内容，更完整与系统，可以说是伦理史观的否定之否定，是伦理史观与本体论史观的合题。
这种实用理性史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史观又有很大区别，是中国特有的产物。
被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历史人物的韩愈，可谓是实用理性史观的先驱。
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姑且不论，其仿照佛教的祖统，编造出儒家的道统，从而使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把自然法则伦理化、又把封建伦理神秘化——首先完成了实用理性史观的雏形。
当然，他的复古主义主张，在唐代是没法实现的，所以屡屡在科名和仕途上受挫。
可他也与孔子一样，身后却极度殊荣，在唐之后，其“道统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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