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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感悟到：
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
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相转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
（（原道训））
所以，因性养性，不禁欲，却也得节欲，法制“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
，教化亦“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
。
“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悬而不用”
（《泰族训》）。
这倒是真知灼见了。
这里多多少少已听得出“顺乎自然”
的回声了，因此，对于治国，《淮南子》主张的不是“礼治”
，而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
，“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
。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原道训》）。
这与如今所说的，按照经济的规律搞经济，按照文学的规律发展文学，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去办事，已有不少相通之处了。
它反对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社会，指出儒家的“礼治”
是舍本求末，“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
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
（《本经训》）。
所谓“本”
、“要”
，则是因民性，无为而治。
“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齐俗训》）。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味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
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
何者？力不足也。
故谚曰：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齐俗训》）。
（淮南子）在史观上的高明之处，便是指出了所谓道德与法均是手段、是工具，而不是“本”
。
本则在于民性、民力，在于社会物质的丰富或贫乏。
这里，由自然史观出发，多多少少闪现出了一点唯物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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