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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家中有人认为，佛教的流人，对中国是一种个性解放的思潮，是不无道理的。
黑格尔对中国纵然有种种偏见，下边的话也颇有见地：
中国所特有的“实体的精神”
，仅仅发展世俗国家生活的一种统一，这既然使个人降于一种永久依赖的地位，同时宗教也始终在一种依赖的状态下存在。
它缺少自由的因素；因为它的时象是一般的“自然原则”
——“天”
——“万物”
。
但这种精神在本身外存在的真理便是理想的“统一”
；不受“自然”
和有限存在的限制的高超地位——回到灵魂内的意识。
这种因素本来包含在佛教中，传播到了中国：使中国人觉察了他们生活状况的非精神性和构束他们意识的那种限制。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6-167页，上海书店，2001.）
毫无疑义，由于佛教主张，家庭以及世俗社会——换句话说，伦理秩序是形成烦恼与痛苦的原因及环境，所以，僧侣必是“出世”
的，是出家人，超出于世俗的政权的统治之外——即无视宗法社会的三纲五常，同鲍敬言的言论一样，无君无父，不受任何世俗的礼法、道德、名教所约束，这样，作为个体，便从群体中解放了出来，虽然最后仍归于“天国”
的“普渡众生”
的群体中，但第一步毕竟与伦理史观相分离了。
况且僧人见了帝王、父母等任何人都不须跪拜，不称名谓，反过来，他们还可以接受父母的礼拜。
这在伦理观上来说，是个大的反叛，他们只承认释迎牟尼，只拜佛不拜人。
这样，就撕破了伦理史观下“君主、上父”
的神圣面纱，打破了上尊下卑的权威，与纲常名教相冲突，势必触犯了专制统治，也割裂了宗法血缘的联系。
佛教讲来世成佛，自然对此世的种种道德训诫，伦理束缚不屑一顾、礼崩乐坏，则势在必然。
佛教主张出世，与儒家讲人世重现实更不相容。
而儒家讲礼法、等级、秩序等等，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及地位，佛教却完全与此分道扬镰，否认并打乱了这一切限制。
依照玄学——佛学的本体论，从历史观上来看，社会无非是末，并不重要，其意旨在于本，作为社会背后的“本”
。
玄学的本体是“无”
，佛学的是“空”
或“佛性”
。
而中国的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
这样，人与人便在内心的佛性上获得了平等。
纵然早期中国佛教曾试图从宗教神学的角度上论证九品，为社会等级提供神秘主义的依据。
但这毕竟是未摆脱伦理史观的一个过渡，最终仍得承认这一平等。
平等了，便有了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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