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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这已推向了启蒙时期人文主义的高度了，能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变化。
由此，他竟把“中国之历史”
，说成“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
：
春秋战国时代，至要之事，乃孔子先于此时代也。
若对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孔教摆在了立政、开边之前！
把文化的作用强调到了最高的位置上。
文化，便决定了一切，由此，民智开发、教育等等，均是最重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手段。
难怪谓之“近人”
说。
因此，他认为：
孔教之原理，虽因缘繁复，然至大之因，总不外吾民之与孺家相宜耳。
所以，他认为中国历史“综古今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
；“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世’；“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
。
不过，他对经师、名士、举子一一加以了鞭挞，借此否定古文经学及科举制度，好为维新变法提供历史根据。
他倡导民智决定论、教育救国论，正是与他的文化史观分不开的，他说：
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
学说——文化决定了政治，决定了历史的发展。
从文化上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虽失偏颇，可比封建史学“考其得失，以为龟鉴”
的“资治”
，并借其“惩恶劝善”
作“垂训”
，还是要高明得多。
所以，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夸他为“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
，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
。
而严复则称他的（中国古代史》为“旷世之作”
（（严复致夏曾佑））。
这些，都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同时代的章太炎亦指出，该书发明“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
（《社说·述常识与教育》）。
不管怎样，他这部“以供社会之需”
冀国家免“蹈埃及、印度之覆辙”
的史著，在近代史观史上，是留有不可磨灭的光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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