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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佛学西来：“无历史”
观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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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玄学盛行之际，来自印度的佛教经中亚细亚及绕道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自越南而传人了中国，水陆二路并进。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年间传人中国的，在魏晋南北朝之际骤然间兴旺发达起来。
东汉曾规定汉人不得出家，“世人学士、多讥毁之”
（《牟子理惑论》），但魏晋以来则出现失控，佛教由此迅速地由默默无闻而变得声誉鹊起，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原文化大融合之际，达到了先秦时期我国第一个文化高峰，那么，自魏晋至隋唐，则是亚洲文化的一个大融合，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产生了第一次碰撞、融合，由此造就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又一个高峰，在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激活”
的效应。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在新的地方立足，它就必须找到它在此地的对应点，引起共振与共鸣，否则便会被绝对排斥在外。
东汉末年，由于孺学独尊，佛教受到种种限制，是得不到社会重视的，儒学的人世精神，又恰恰与佛家的出世完全对立，所以“儒林之所说，未闻修佛道以为贵”
（《牟子理惑论》），佛学始终湮没无闻。
有人说，佛教本身具有一种潜在力，其传播与渗透是超民族、超阶级的，这未免说得神乎其神了。
就拿中国来说，佛教的迅速传播，不外乎基于两点原因，一是魏晋的现实，二是玄学的兴起。
前者是现实的基础，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人们在尘世没有一点希望之光，于是便祈求来世的光明。
‘政刑谬乱”
、“民不堪命”
、“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老百姓再也不相信统治思想中粉饰现实、自我欺骗的一套东西了。
佛教承认现实世界就是一个“苦海”
，所以多多少少先讲了几句真话，不能不在人民中引起同感，它便有了立足之地。
后者则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玄学也讲究出世，讲究超脱现实，许多传译佛学的僧侣，则利用中国人习惯的玄学的概念来译解佛学的理论，由文字“格义”
到思想会通，先依附于玄学，再进而与玄学合流。
也就是先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再取而代之——事实上并不曾这样，而是被改造为中国化的佛教。
由于上述两点的共振与对应，两个不同文化便出现了异质同构的现象，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激活出了一朵中外文化交融的奇葩。
正如我在前面所讲的，佛教传人中国，绝不等于西方的中世纪的神学统治，造成上千年的蒙昧与黑暗。
对于中国，在森严的伦理等级制度、宗法关系的统治下，佛教的传人却进一步促进了个性解放的进程，对中国历史的前进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在当时，正是佛教发扬了高度的文化精神，促进了社会经济及诸方面的发展，它往往与代表进步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同整个社会的反动力量抗衡。
我们不难看到，尤其是作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进步的文学家、思想家，多多少少都与佛教有联系，仅举几例便可以了，陶渊明、王维，一直到李白，以及柳宗元和刘禹锡。
由于佛教的传人，中国大量地吸收了外来文化。
玄类的译作，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不仅沟通了中印文化，甚至也给“无历史”
的印度留下了一部历史。
所以，玄奖被称之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绝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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