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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理乱篇》末处，他揭示了“变而弥猜，下而加酷”
的乱世面目：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
逮乎战国，则又甚矣。
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狠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
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信乎秦项矣。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
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
暖夫，不知来世圣人救此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那！
无可奈何之际，人们惟有蜕化超俗了，所以他著诗云：
至人能变，达士拔俗。
……六合之内、患心所欲，人事可过，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教五经，灭弃风稚。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花，教翔太清，纵惠容治。
（《后汉书·本传》）
他就这般“飞鸟遗迹，蝉蜕亡壳”
，导向了魏晋玄学的境界——“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这已是内在的人格的觉醒了。
到了魏晋，在“敌对王朝的心理的反对命题的作用”
下，伦理史观一撅不振，人格本体论便占了上风，由老庄而玄学，由玄学而佛教，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次奇迹的“激活”
。
在汉末，伦理史观被推向了极端，从而走到了反面，被神化的三纲五常的秩序，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政治生活一团漆黑，士大夫们人仕无门，六十岁还在当太学生，汉末民谣，便对这种伦常秩序予以了有力的抨击：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三纲五常、名教之类的虚伪性、丑恶性，到汉末已统统暴露无遗。
人们对一切的一切，即过去所信奉的伦理道德，陇纬宿命、繁琐经术等标准、价值及规范，都产生了动摇与怀疑，儒家的人世精神成了空洞的说教及可笑的布道，从而夕阳西下。
气息奄奄，人们开始对其采取讥嘲的态度。
这时，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荣死哀，便显得突出了，于是出现了一种个性的自觉，追求自我的解放，（世说新语）中桓温问殷仲堪：“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走向对人自身的肯定，对伦理史观那种以群体淹没个人、以共性取消个性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勇敢的、空前的反叛。
伦理史观便就此寿终正寝了，它在汉武帝时期有过鼎盛的口子，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
自然，作为历史的遗传因子，它只是一时作为隐性的成分，深深地潜伏在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继续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而且，在由伦理史观向本体论的历史观演化之际，后者开始仍深深留有前者的痕迹。
所以，一开始讲的便是“名教本于自然”
。
《晋书·王衍传》中便宣称：
魏正始中，何姜、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
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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