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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神意”
的激活——本体论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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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历史学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无一例外地断言，自东汉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中世纪，与西方是一致的。
他们甚至认为，自东汉末年传人中国的佛教，与当时传人欧洲的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然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的沉沉黑夜中，除了一部《圣经》之外，任何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遭到了格杀，人们甚至令科学为神学服务，去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位天使，神是否有肛门……而在中国，却出现了盛唐文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政治、经济、外交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无以企及的……
也有人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奴隶社会的回光返照，所以老庄玄学盛行，其经济形态也恢复到同奴隶社会一样……
这些，皆是脱离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生搬硬套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所以无法自圆其说，闹得漏洞百出，笑话连篇。
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参照体系。
从魏晋到盛唐，中国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契机，使其一度超出了伦理社会的束缚，不仅出现了女皇帝，士大夫们放浪形骸，而且夷歌四起，外域文化争相涌人，一反封闭、禁锢，达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几乎完全同步的繁荣昌盛的顶峰呢？
是佛教文化——外来文化的传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么说过：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使定儒教于一尊的伦理秩序崩溃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也从重重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人们不仅意识到自已的个性存在，而且主动地去追求人格的独立，于是，不仅出现了“文学的自觉”
，而且也有了“历史的自觉”
——中国历史面临了新的选择，以本体论为特征的魏晋玄学鼎沸起来，并引入了印度的佛学……
我们不妨先粗略地看看玄学及佛学在对待历史发展观点上的变化。
毫无疑义，依照玄学——佛学的木体论，从历史观上来看，社会只能是“末”
，重要的只是作为“末”
背后的“本”
。
玄学的本体是“无”
，佛学是“空”
或“佛性”
，于是，社会上的宗法关系、血缘羁绊、伦理秩序均无足轻重，这势必导致了对传统的一次大胆的反叛。
故有阮籍的“无君无臣”
、稽康的“轻贱唐虞而笑大禹”
，及至于鲍敬言的“无君论”
。
但是，早期玄学讲的是“名教本于自然”
，认为“尊卑上下之序”
，是合乎“天理自然”
的，如王弼主张：“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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