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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他证明了叛逆的伟大，所以，他才在一个个不见容于他的社会中，找到了无数的崇拜者、倾慕者，以至后续者永不断纤——直到异化社会成为了历史，他的自然史观也仍要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瑰宝。
行文至此，关于自然史观，关于那个自然历史阶段，我们只说了前面一部分。
仍旧是悖论，作为白然史观的另一面，或后面部分，却是没有老庄思想那么多的诗意，那么多的浪漫主义色彩。
自然可以有春明景灿、艳阳高照、清波**漾的时候，也可以有天崩地裂、雷霆震怒、回风舞雪的日子。
当然，正如老庄所言，它也有它的“明法”
、“成理”
，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
自然的发展毕竟是缓慢的，人类的存在，也不过几百万年，有历史记载，仅几千年。
而大自然的历史，则是以亿、兆来计算的。
正如地球的造山运动，需千万年之功……而人类历史，一开始超出自然而发展，其所遵循的规律，相对则要迅猛得多、激烈得多，没那么平和与稳定。
因此，把自然哲学加于历史哲学之上，其消极、滞后的作用则可想而知。
先于老庄的《易经》，记录了研卦的卦象以及周人卜笙的部分卦辞和丈辞，而今，我们可从中看到自然的变化对当时人类史观的深刻影响。
按《易传·系辞传》的解释所说，八卦作者包牺（即伏羲）氏曾“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而作的八卦，而八卦之所以均由阴（--）、阳（——）两丈排列组成，则是得自于天象、地理变化，以及人类男女、禽兽雌雄的不同的启示，从而把阴阳当做一切事物最共同的、最基本的性质而提出来，历史也一般被这么对待，诸如“否极泰来”
，泰卦（蜚）与否卦（鑫），其上下卦象恰好相反。
由于自然本身存在着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易经》中也包含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因素，讲变化发展，讲物极必反，讲转化等等。
但是，“易者，不易也”
。
它归根结底，讲的是自然恒久的稳态，是不变。
历史也是一般。
《易传·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正是对历史、对人世的演变，否泰、安危的深思熟虑，力图找出天与人的关系，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及对于外在的、自然的、神秘性的恐怖、畏惧与臣服，演化为一种“天道”
与“天命”
的观念。
这也许便是自古以来深深扎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吧——这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了，中原大地，其东南西北均是当时人们所无法逾越的重重的自然屏障，远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盘庚》），为生计而挣扎，在大自然的**威中寻找喘息的处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丈，和顺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
由天及地，由地及人，天地与人道是结合在一起的，自然与历史同样不可分，请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易传·序卦》）
这当然是历史的哲学，是历史的伦理，历史就这般变迁，人道就这般来由，一切的一切，均可描绘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这就是这段时期的无法分解的自然——历史哲学。
我们可以从《易经》与《易传》看到大量的以自然来说明、解释历史发展，或对历史与自然作统一的阐释的交辞。
这不难让人追溯起上古以天象卜人事的传统。
包括孔子在内，他的史观也是与自然分不开的，把自然当做历史中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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