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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他证明了叛逆的伟大,所以,他才在一个个不见容于他的社会中,找到了无数的崇拜者、倾慕者,以至后续者永不断纤——直到异化社会成为了历史,他的自然史观也仍要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瑰宝。
行文至此,关于自然史观,关于那个自然历史阶段,我们只说了前面一部分。
仍旧是悖论,作为白然史观的另一面,或后面部分,却是没有老庄思想那么多的诗意,那么多的浪漫主义色彩。
自然可以有春明景灿、艳阳高照、清波**漾的时候,也可以有天崩地裂、雷霆震怒、回风舞雪的日子。
当然,正如老庄所言,它也有它的“明法”
、“成理”
,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
自然的发展毕竟是缓慢的,人类的存在,也不过几百万年,有历史记载,仅几千年。
而大自然的历史,则是以亿、兆来计算的。
正如地球的造山运动,需千万年之功……而人类历史,一开始超出自然而发展,其所遵循的规律,相对则要迅猛得多、激烈得多,没那么平和与稳定。
因此,把自然哲学加于历史哲学之上,其消极、滞后的作用则可想而知。
先于老庄的《易经》,记录了研卦的卦象以及周人卜笙的部分卦辞和丈辞,而今,我们可从中看到自然的变化对当时人类史观的深刻影响。
按《易传·系辞传》的解释所说,八卦作者包牺(即伏羲)氏曾“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而作的八卦,而八卦之所以均由阴(--)、阳(——)两丈排列组成,则是得自于天象、地理变化,以及人类男女、禽兽雌雄的不同的启示,从而把阴阳当做一切事物最共同的、最基本的性质而提出来,历史也一般被这么对待,诸如“否极泰来”
,泰卦(蜚)与否卦(鑫),其上下卦象恰好相反。
由于自然本身存在着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易经》中也包含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因素,讲变化发展,讲物极必反,讲转化等等。
但是,“易者,不易也”
。
它归根结底,讲的是自然恒久的稳态,是不变。
历史也是一般。
《易传·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正是对历史、对人世的演变,否泰、安危的深思熟虑,力图找出天与人的关系,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及对于外在的、自然的、神秘性的恐怖、畏惧与臣服,演化为一种“天道”
与“天命”
的观念。
这也许便是自古以来深深扎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吧——这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了,中原大地,其东南西北均是当时人们所无法逾越的重重的自然屏障,远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盘庚》),为生计而挣扎,在大自然的**威中寻找喘息的处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丈,和顺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
由天及地,由地及人,天地与人道是结合在一起的,自然与历史同样不可分,请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易传·序卦》)
这当然是历史的哲学,是历史的伦理,历史就这般变迁,人道就这般来由,一切的一切,均可描绘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这就是这段时期的无法分解的自然——历史哲学。
我们可以从《易经》与《易传》看到大量的以自然来说明、解释历史发展,或对历史与自然作统一的阐释的交辞。
这不难让人追溯起上古以天象卜人事的传统。
包括孔子在内,他的史观也是与自然分不开的,把自然当做历史中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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